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中，有一种承载下层民众精神生活、信仰风俗、伦理道德、理想境界的珍贵文本，这就是在民间流传不衰、生生不息的宝卷。宝卷是一座综合了语言、文学、音乐、宗教的艺术宝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之一，具有特殊的开发与研究价值。编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公开发表的近300篇宝卷研究论文中，遴选30篇结集出版，向社会展示宝卷研究成果，从中总结与汲取宝卷研究经验，促进宝卷研究向前发展。

❤精彩试读：

“宝卷”一词究竟起于何时？学术界至今尚未取得共识。有始于宋代说，有始于元代说，还有始于明中叶说，这是中国大陆学者的几种看法。中国台湾与日本、欧美等地区学者的观点，也大致与此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宝卷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其源头可以上溯到唐代佛教的俗讲（记录这种俗讲的文字名叫“变文”）。

所谓俗讲，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佛经故事，也讲民间传说或历史故事。讲述时，有讲有唱，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因而深为当时群众所喜爱。俗讲不限于寺院，民间也很流行。唐代后期的俗讲僧文溆表演时，“其声宛畅，感动里人”。“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20世纪50年代，王重民等先生编纂出版的《敦煌变文集》，收录了唐末宋初变文78种，可以窥见当时俗讲之风貌。

宋初真宗时，曾明令禁止僧人讲唱俗讲。于是，这一文学形式便朝着两个方面向前发展：一是进入勾栏瓦肆中，导致了宋元话本的勃兴；一是继续留在佛教寺院中，演化为“说经”，后又吸收了鼓子词、诸宫调、散曲、戏文、杂剧等形式，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宝卷”。其出现的时间，笔者赞同郑振铎先生的观点，即元末明初。那时的宝卷是佛教向世人说法的通俗经文或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世俗故事的蓝本，僧侣借这种形式宣扬因果轮回，以弘扬佛法。现存元末明初金碧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可为佐证。

宝卷的出现与流传，引起了民间秘密宗教的注意。早期民间秘密宗教因其尚未形成定型化的教义，一般是借用其他宗教的典籍，如五斗米道曾借用《道德经》，太平道曾借用《太平经》。后来民间秘密宗教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又曾借用佛教某些宗派及摩尼教的经卷。明朝初年，民间秘密宗教经过千余年的发展演变，其教义思想已趋向成熟。为了使自己的教义思想在民间广泛传播，民间秘密宗教便采用了“拿来主义”的态度，借用宝卷躯壳，装进自己灵魂。迄今所见最早的民间秘密宗教宝卷，是宣德五年（1430）刊刻的《佛说皇极结果宝卷》。

然而，这只是民间秘密宗教中的个别现象，并没有普遍意义。成化末、弘治初，山西王良、李钺利用白莲教起事，为官军所获，追出“妖书图本”即民间秘密宗教经卷共计88部，没有一部采用“宝卷”名称，这就证明直到此时，“宝卷”还未成为民间秘密宗教经典的代称。

宝卷真正成为民间秘密宗教经典的载体，始于明中叶崛起的新兴教门无为教。其创始人罗清演述的“五部经”，即《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正钥匙卷》《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其中后两部名称均带有“宝卷”字样，并于正德四年（1509）刊行。罗清是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世界第一位继往开来的宗教改革家，他创立的无为教是明清时期涌现的数以百计的民间秘密教门之滥觞，他演述的“五部经”集宋元明初以来民间秘密宗教思想之大成，对当时与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无为教的出现和罗清“五部经”的问世，在民间秘密宗教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以无为教为蓝本的各种教门纷纷建立，罗清“五部经”也被后起的各教门奉为共同经典而竞相仿效，如西大乘教五部经、弘阳教五部经等。另外一些教门创始人撰经写卷，少者一部两部，多者八部十部，也大都冠以“宝卷”名称，于是这一名词便成为民间秘密宗教经典的专用称谓。

自明中叶罗清“五部经”问世始，到清康熙年间，是民间秘密宗教刊刻宝卷的鼎盛期，几乎是“每立一会，必刻一经”。当时刊刻的宝卷不仅数量大，而且印制精美，装帧考究，较之佛道经卷尤有过之。以罗清“五部经”为例，自明正德四年首次刊刻以后，直至清嘉庆元年（1796），共刊印了18次，再加上尚无法确认具体年代的翻刻本，共有20余种之多。除刊本宝卷之外，还有大量手抄本在下层社会流传，如明末龙天道的《家谱宝卷》、清初大乘天真圆顿教的《佛说定劫宝卷》，等等。

在这种专门叙述民间秘密宗教教义思想的宝卷大量问世的同时，一些教门还撰写刊行了许多以佛道故事和民间传说为内容的宝卷，如《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宝卷》《灵应泰山娘娘宝卷》《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二郎宝卷》《先天原始土地宝卷》《销释孟姜女忠烈节贞贤良宝卷》等。

约从清雍正年间起，清政府加大了取缔、镇压民间秘密宗教的力度，于是宝卷便成为“邪说”“妖书”的同义语，搜缴销毁宝卷也就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重要任务，这就遏制了宝卷的编写和刊行，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嘉庆年间。在此期间，民间秘密宗教中的一些教门，虽然也编写了一些宝卷，但主要是对明末清初宝卷的抄袭或改编，没有太大的发展，这可从清档记载和目前国内外现存宝卷中得到证实。

进入道光朝以后，民间秘密宗教为了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除了继续在各教门内奉读宝卷之外，还发明了一种名叫“坛训”的经卷，内容均为扶鸾通神降坛垂训的乩语。坛训比宝卷简单，多是十言韵文，偶有五言、七言，字数多者一二千，少者几百。坛训的编写制作极为简单，不论是印本，还是抄本，数量都很大，晚清以来，在民间秘密宗教中广为流传。与此同时，一些教门还打着佛道旗号，利用宝卷这种形式，编写了大量佛道劝惩故事，在民间广为宣唱，如《刘香女宝卷》《韩湘宝卷》《何仙姑宝卷》等。此后又加进一般民间故事或戏曲故事，如《白蛇传宝卷》《龙图宝卷》《梁山伯宝卷》《珍珠塔宝卷》等，宗教色彩也随之减弱，有些纯属民间通俗文学作品。

宝卷自从成为民间秘密宗教教义思想的载体以后，往往成为各个教门创始人与后继者“称佛作祖”，掌握教内领导权或另立教门的根据，常常是秘不示人的。而宝卷的宣唱，则由教门专职人员或一般教徒承担，间或也有已经背离了正统佛道而加入教门的僧人、尼姑、道士担任。自从增加各种故事之后，宝卷则渐渐流入坊肆楼馆和居民之中，形成了一种名为“宣卷”的曲艺，宣卷人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他们编写的宝卷，都是个人所用脚本，文字较粗俗，多系抄本，也有经过文人加工的印本。清末至民国时期，宣卷及作为宣卷脚本的宝卷，在江浙一带颇为流行，继之传到华北、西北等地，在民间影响很大。

据初步统计，目前海内外公私收藏元末明初以来宝卷，约有1500余种，版本约5000 余种，其中大部分是讲述佛道故事、民间传说、戏曲故事的宝卷，且多为手抄本，专讲民间秘密宗教教义思想的宝卷只占少数，百余种。

又据李世瑜教授统计，除明末宝卷大多由内经厂刊印外，入清以后问世的宝卷，均由称为“善书铺”的民间书肆或私家刊印与抄写。其中以浙江的善书铺最多，约有27家；其次是上海24家，北京7家，江苏3 家，天津、吉林、河南、四川各2家，山西、山东、湖南、湖北、江西各1家；此外未注明何地的15家。私家刊印，约有26 家，私家抄本100多家。可见刊印与抄写宝卷，已成为明末至民国时期重要的宗教信仰活动。

濮文起，天津市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名誉理事、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天津社会科学院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民间宗教、宗教文化研究，已出版著作和大型工具书、文献资料丛书20余部（套），发表论文百余篇。

李永平，1970年11月生，陕西彬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008年），陕西关陇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文学博士（2006），历史学博士后（2012）。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民族戏剧中心副主任、文学人类学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