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辞通义》是一本学习、创作、研究古代散文的入门书，也是一部集历代古文之学之大成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分为六篇。其中《解蔽篇》说古代散文写作最常见的弊病及其解蔽之方，《究指篇》说学习、写作古文的“宜定”、“宜求”、“宜知”和“宜行”之事，《识涂篇》说古文的“读法”、“讲法”、“作法”、“格法”以及文家“性质之对照”和创作中的“经历之境界”。《总术篇》说古文体、用的“归宿”问题。既用“三种统系说”剖析历代流派、作家和不同时代古文的特点，又从仓。作主体（涉及作者地位、人品、气质、情感）角度，时代、地域文化角度，以及古文和经、史、于阗系的角度细说文体特征和古文发展历史，还从审美角度言及评论家品评古文的“艺术总要之术”。《关系篇》说古文仓。作的“难”、“易”论，三类题材的研究法，以及告语文、记载文、解释文、议论文的作法。《义例篇》则介绍古文写作中引书、称谓、标题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编辑别集总集的一般方法。

王葆心(1867～1944)，字季芗，号晦堂，罗田大河岸古楼村人。自幼勤奋好学，成年入黄州经心书院读书。府考以经学第一名取秀才。后入两湖书院深造。1890年起，先后受聘为潜江传经书院、黄梅调梅书院、罗田义川书院院长。旋以乡试中第三名举人，拣选知县。后又举贡考试名列第一，调京都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兼图书馆编纂、学部主事、礼学馆纂修。其间，因目击清政腐败，外侮凌逼，发愤撰《宋季淮西六寨纪事》、《圻黄四十八寨纪事》(后增订为《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搜遗辑佚，将宋明末季楚东人民不畏强暴，抗拒侵略的壮烈故事，，整理成为眉目清豁、情节生动的史著，用以补正史缺失，宣扬民族气节，鼓舞人民抵御外侮。中华民国成立，任湖南省官书报局总纂，继任北京图书馆总纂。1922年南旋，任湖北国学馆馆长，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及武汉大学教授。1932年任湖北通志馆筹备主任兼总纂。1934年至1936年间，因日本侵略军进逼华北，平津危急，为抢救修湖北通志所需材料，曾两次北上，第二次在北平选抄材料时，“七·七事变”发生，北平沦陷，乃携带手抄稿，间道返汉，退居罗田故里，任罗田县志馆馆长。主纂《重修罗田县志》，并以《发军初期异同荟笺》等著作，抒发自己对侵略者的仇恨。1944年，为进一步了解宋明末季楚东义民抗暴保乡用兵之地理形势，抱病前往天堂寨实地考察，因劳累过甚，归家半月，竟不起。时年77岁。

王博极群书，熟悉地方文献，晚年于方志学致力尤勤。因鉴于历史方志浩如烟侮，新旧志家，各持一端，章实斋之书自明其一家之学，未能汇集末、元、明、清四代方志的源流，继往筹今，尚须进行综合研究。在主持湖北通志馆筹备工作以后，广授博览全国志书达14000余卷，对其记载内容，取材方法， 编纂体例，进行考证，对比、鉴别，在“辨抄袭、正谬误、审体例，寻因革”的基础上，找出其中融会贯通的脉络、体例变革的原因和切实可行的经验，撰为《方志学发微》一书。并在《发微》成书之前，先撰《重修湖北通志条例议》一卷问世，作为当时修湖北志的方案，实即《发微》致用的先声及其缩本。所提出之修志意见和方法，受到方志学界，高度评价。在与甘鹏云、龚谌园等检修《湖北文征》时，独任元明两代编纂，将前此所撰《江汉献征录》中的材料，分系于作者小传之后。在明代政治家张居正一目下，叙录张戊死后横被诬谤的前因后果以及当时为张氏明谤辩诬的材料，达数万言。对充实湖北史志记载、研究明史、评论张居正，都有所裨益。王对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均有研究。著名学者如黄侃、柳贻征、陈垣、黎锨熙等，均曾相与商析文史疑义。日本汉学家北村泽吉所著之《儒学通论》，曾引用其《历朝经学变迁史》中的《经学九变图》；北村并曾亲自来汉登门访问。建国后，董必武多次指示有关方面搜集、保存、整理秘附版其遗著。罗田县人民政府重修王葆心墓，董必武亲笔题“楚国以为，今人失所师”二语，以表墓门；湖北省文史研究馆曾为撰文立碑纪念。遗著达170余种岁，巳刊者有《虞初支志》、《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续汉口丛谈》、《重修湖北通志条议》、《历朝经学变迁史》、《经学研究前后编》、 《中国教育史》、《古文辞通义》等20余种，未刊者有《方志学发微》、《增订修志通则》、《采访志书条例》、《唐平高丽百济水陆用兵考》、《宋季淮西六寨纪事》、《天完志略》、《江汉献征录》、 《湖北祷征长篇》及合纂的《湖北文征》等10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