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史學與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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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東大
作者:杜維運
出品人:
页数:0
译者:
出版时间:80/04/01
价格:80.00元
装帧:
isbn号码:9789571904856
丛书系列:滄海叢刊
图书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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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清代史學,以考據為大宗,而衡評、撰述之業,亦有可觀。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洵為考據鉅著;顧炎武之日知錄、趙翼之廿二史劄記,則以考據方法,完成撰述目的,歷代興亡大端,賴以暴白;黃宗羲之明儒學案、全祖望之宋元學案,為學術思想史之大創作;王夫之之讀通鑑論、宋論,章學誠之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創衡評史學之最高峰。其他殊值稱述者,不一而足。故清代史學,實有千門萬戶之觀。清末民初以來,西方史學東漸,其勢洶湧,而清代史學,未被衝出潮流之外,然則清代史學之客觀價值可知。

本書特詳於清初及乾嘉之史學,晚清史學約略及之,詳論之史家共十八人,涉及之史家約六十人。

好的,这里为您撰写一份关于“清代史學與史家”之外的、内容详实且风格自然的图书简介。 --- 书名:帝国回响:明代中后期士大夫群像与社会变迁 (1450-1644) 作者:王致远 出版社:翰林文渊 定价:RMB 188.00 页数:720页 (含插图与索引) --- 内容提要 《帝国回响:明代中后期士大夫群像与社会变迁 (1450-1644)》是一部聚焦于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转折时期的深度历史学著作。本书不再将目光局限于宏大的政治叙事或朝廷更迭,而是深入剖析了自成化、弘治以来至崇祯末年,以士大夫阶层为核心的社会文化、思想嬗变与经济结构的复杂互动。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明代中后期并非一个简单的“衰亡”阶段,而是一个由内部张力、区域活力与知识精英自我重塑所驱动的“高强度张力期”。士大夫群体,作为连接中央权力与地方社会的中坚力量,其思想的转向、道德实践的困境以及对市场经济的参与程度,深刻地塑造了帝国的最终走向。 第一部分:士人的新世界——权力、财富与地方 第一章:从“居敬穷理”到“经世致用”的路径选择 本书首先探讨了王阳明心学在知识精英中的扩散与分化。我们详细考察了心学在不同地域(如江南、福建、湖广)如何被地方士绅接纳和改造。它不再仅仅是哲学思辨,而是成为地方精英构建自身权威、应对社会危机的工具。我们对比了以湛若水为代表的“纯粹”心学实践者与那些将心学转化为商业信誉或地方治理口号的群体,揭示了思想实践中的实用主义倾向。 第二章:科举的“内卷化”与士人阶层的结构性失落 明代中后期,科举的竞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热化。本书通过对具体年份会试中榜者籍贯、家庭背景的量化分析,揭示了“士绅化”趋势的加剧——即权力与财富更集中于少数几个核心省份的世家大族。这种结构性失落感,驱使了大量的落第生或低级官僚转向其他领域:如学术编纂、地方慈善、乃至土地兼并,从而加剧了士绅与官僚系统的身份模糊。 第三章:商业资本的诱惑与士人的“兼营”模式 不同于以往将“士”与“商”对立的传统观点,本书系统梳理了明代中后期士大夫参与商业活动的案例。我们关注的重点并非简单的“士商勾结”,而是士人如何利用其社会资本(人脉、信用、知识)进入到盐引、丝绸、漕运等高利润领域。通过解读族谱、契约文书和地方志,我们描绘了士人如何构建一种“半官半商”的经济生态,并探讨了这种模式对传统儒家“安贫乐道”观念的冲击。 第二部分:思想的裂隙——异端、批评与新的秩序构建 第四章:晚明“异端”思潮的社会语境 李贽的“童心说”和徐光启引进的西学,是晚明思想活力的标志。本书将这些“异端”或“新知”置于具体社会语境中考察。李贽的批判,不仅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叛,更是对僵化的官僚体制和虚伪的士人群体的一种绝望呐喊。我们详细分析了其思想在特定商人阶层和部分开明官员中产生的共鸣。 第五章:地方史志的兴起与地方认同的重塑 明代中后期,地方志的编纂达到了一个高峰。不同于前代的官方修志,《嘉靖》、《万历》间的府县志往往融入了大量地方精英的自我叙事。本书认为,这标志着“天下观”向“地方社群”的微妙转移。士大夫通过主导地方史的撰写,来巩固其在乡土的文化领导权,同时也反映出对中央权力失焦的敏感。 第六章:文人集团的政治角力:东林党及其对立面 东林党运动不仅仅是道德净化运动,更是不同利益集团对朝廷话语权和资源分配的争夺。本书采用“网络分析”的方法,追踪了东林党核心成员之间的师承、联姻与政治联盟。我们着重分析了他们与阉党(如魏忠贤集团)的冲突如何从意识形态的争论,迅速演变为对地方税源、兵额和官员任命权的直接争夺。 第三部分:帝国的黄昏——士人与灾难的应对 第七章:天灾、瘟疫与士人的伦理困境 崇祯年间,连年的天灾和瘟疫将社会矛盾推向顶点。本书通过分析地方官员(士大夫出身)在赈灾中的表现,揭示了儒家伦理在面对大规模生存危机时的局限性。有些士人坚守“义利之辨”,拒绝动用库存以防“养懒人”;而另一些则积极投身于地方团练和救济,但常常因缺乏中央资源支持而功亏一篑。这种差异,直接关乎地方社会的存亡。 第八章:最后的抵抗与“文脉”的传承 本书的收尾部分,聚焦于南明政权的建立与覆灭过程中士大夫群体的选择。我们细致考察了少数高层官员在“亡国之君”面前所表现出的忠诚与背叛的复杂动机。更重要的是,我们追踪了那些拒绝出仕、退隐山林或远赴海外的士人,他们如何在新一轮的政治秩序下,试图以私人著述、家学教育来保存“汉文化的最后火种”,为后来的清代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史学价值与特色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打破了传统断代史的藩篱,强调了士大夫群体内部的异质性、经济参与度和地方性。作者凭借对数万份明代奏折、地方志、私人信札和族谱的精细爬梳,构建了一个立体、充满矛盾与活力的晚明社会图景,深刻阐释了这一时期士人阶层在面对内外压力时所做出的多元化反应,这些反应共同构成了明帝国走向终结的复杂回响。 --- 读者对象: 明清史研究者与研究生 中国思想史、社会经济史爱好者 对晚期帝国治理模式感兴趣的读者 推荐语: “王致远教授以扎实的史料和锐利的洞察力,成功地将我们从宏大的政治叙事中拉回至士人阶层日常的道德抉择与生存挣扎中。这本书是理解明代中后期复杂性的必读书目。” —— 李景和(著名历史学家,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者简介

杜维运,山东嘉祥县人,1928年生,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等。著有《中国史学史》、《与西方史学家论中国史学》、《中国古代史学比较》、《清代史学与史家》、《赵翼传》、《忧患与史学》、《中国通史》等书。

目录信息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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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清代史學與史家》,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它是一部充满生命力的学术著作。作者在描绘清代史学发展时,并非采用一种静态的梳理方式,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充满张力的过程。我特别欣赏作者对清代民族史学研究的关注,例如,他对多隆阿、阿桂等满族官员在史籍编纂和史学研究中所扮演角色的探讨,这填补了我以往对清代史学研究的认知空白。本书在考察史学流派的形成时,也充分考虑了地域因素的影响。作者指出,江南地区作为文化中心,在史学研究上有着独特的优势,而东北地区则在民族史学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这种对地域史学差异的关注,让我看到了清代史学研究的多元化和丰富性。我尤其喜欢作者对史学家之间学术争鸣的描绘,例如,他对顾炎武与傅山的思想差异的分析,就生动地展现了学术思想的碰撞与发展,这让我感受到学术的魅力在于其不断地质疑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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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清代史學與史家》,我感到一股久违的学术的兴奋感在心中涌动。本书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独特的视角和精妙的论证。作者没有将清代的史学史简单地视为一系列孤立的成就集合,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下进行考察。例如,作者在分析乾嘉时期考据学兴盛的原因时,不仅仅归结于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更是深入探讨了士人阶层在社会转型期的心态变化,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对经典的辨析来寻求学术的独立与价值。这种多维度的分析,使得我对清代史学的产生与发展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书中对于不同史家的治学路径和方法论的比较研究,尤其引人入胜。作者细致地勾勒出王鸣盛的博采旁收、严谨求证,与段玉裁的“穷究其字义”的精细化研究之间的异同。通过对这些具体例子的分析,我不仅学习到了不同的史学研究方法,更从中体会到了治学之道的精深与不易。此外,本书对清代史学与当时哲学、文学、甚至政治思想之间相互影响的阐述,也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我开始意识到,史学并非孤立的学科,而是与时代精神紧密相连的。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清代史家们是如何在承继传统的同时,又不断突破创新,为中国史学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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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清代史學與史家》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都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原本以为它只是一本介绍清代史学家及其著作的书,但没想到它所探讨的内容如此丰富。作者在书中不仅仅关注了我们熟知的那些大家,还对一些相对“小众”但同样重要的史学家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介绍。例如,作者对洪迈《容斋随笔》的评价,让我看到了这位史学家在史料辨析方面的独到之处,以及他如何通过“补史”和“正史”来丰富历史记载。这让我意识到,清代的史学成就并非集中在少数几位巨匠身上,而是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本书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作者在分析史学思想时,不仅仅局限于文本分析,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进行考察。他关注到清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士人群体的分化,以及官方史学的构建,并以此来解释不同史学流派的产生和发展。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使得本书的论述既有深度又不失生动。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清代地方史志编纂的研究,这部分内容让我看到了史学如何与地方文化、地方认同紧密结合,也让我体会到了史学研究的多元化和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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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翻开《清代史學與史家》,我立刻被书中那种严谨而又充满活力的学术氛围所吸引。作者在处理清代史学史的复杂性时,展现出了卓越的驾驭能力。他并没有将清代史学简单地划分为几个孤立的时期或学派,而是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演变过程。比如,作者在探讨乾嘉考据学如何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更为精细的训诂和辨伪方法,其论述过程清晰而富有启发性。本书在分析史学家个人治学特点时,也十分细致。作者对钱大昕的“精审”、刘宝楠的“博雅”以及王念孙的“析毫剖厘”等治学风格的刻画,都栩栩如生,让我对这些史学大师有了更为具体的认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本书对清代史学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商品经济的繁荣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士人阶层的流动也促进了史学思想的传播和交流。这种将学术研究置于宏大社会背景下的考察,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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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史學與史家》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它不像许多史学专著那样枯燥乏味,而是充满了一种人文关怀的温度。作者在笔下描绘的每一位史家,都仿佛活生生的人物,他们的忧国忧民、他们的潜心治学、他们的学术争鸣,都通过流畅的文字展现在我面前。我尤其被作者对章学诚这位史学巨擘的解读所打动。章氏“天人合一”、“文史哲不分”的史学观,在本书中得到了非常细致的阐释,让我对其“六经皆史”的深刻内涵有了全新的认识。作者通过对章氏生平遭遇的叙述,揭示了其史学思想形成背后所蕴含的复杂人生体验,这种将史学思想与个人命运紧密结合的叙述方式,极大地增强了本书的感染力。同时,本书在梳理清代史学思潮的演变时,也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他能够清晰地辨析不同学派之间的细微差别,并能够准确地把握其思想发展的脉络。例如,作者在阐述乾嘉学派如何从宋明理学中脱胎而来,又如何最终走向经学考据的道路,其逻辑清晰,条理分明,让我对这一重要的学术转型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史学研究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人生价值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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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史學與史家》这本书,无疑是一次关于思想的探险。作者以一种近乎解剖学的精细,将清代史学家的思想体系一一展开,其间充满了洞察力和批判性。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剖析赵翼“鹗录”中的史学观时,所展现出的敏锐。赵翼“求诸野史,证以事实”的治史方法,以及他对传统史学“失实”的批评,在本书中得到了生动而深刻的解读。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赞扬赵翼的创新,而是深入分析了其思想的局限性,以及他在面对史料时所面临的挑战。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让我对历史真相的追求有了更深的敬畏。本书对清代史学与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的探讨,也极其发人深省。作者指出,清代统治者对史学的控制,既促进了官方史书的编纂,也限制了民间史学的自由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史学家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如何通过隐晦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批判性思想,这些都构成了本书中引人入胜的叙事。我尤其喜欢作者对李慈铭日记的分析,从中窥见了这位史学家在时代变迁中的个人挣扎和学术追求,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极具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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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清代史學與史家》着实让我眼前一亮,它不仅仅是一本梳理清代史学发展脉络的著作,更像是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那个时代史家内心世界的大门。我一直对清代的学术风气充满好奇,尤其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史学家们,他们的治史理念、研究方法,乃至个人际遇,都深深吸引着我。翻阅此书,我仿佛置身于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大家“面对面”交流。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史家的生平事迹和著作,而是深入挖掘他们思想的源头,剖析其史学观的形成过程,并着重探讨了这些史学思想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影响与碰撞。其中,对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的阐述,让我对其“国家兴衰,在于民计”的深刻洞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而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细致解读,则让我看到了他对于政治制度批判的勇气与智慧。本书的史料运用也十分考究,作者旁征博引,将一手史料巧妙地融入论述之中,使得笔下的史家形象立体而鲜活。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不同史学流派之间差异与联系的梳理,例如,他如何区分了考据学派与乾嘉学派的侧重点,又如何看待他们之间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关系,这使得我对清代史学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总而言之,这是一本集学术性、思想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佳作,对于任何对中国古代史学感兴趣的读者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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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史學與史家》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次深邃的智力之旅。它不仅仅是关于历史的研究,更是关于思想的搏斗。作者在书中对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的解读,让我看到了其“循名责实”的认识论是如何挑战了传统的理学思想,并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作者对戴震思想的分析,既有对其突破性的肯定,也有对其局限性的批判,这种辩证的视角,让我对史学思想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本书在探讨清代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时,也展现了作者的独到见解。例如,作者指出,清代史家在编纂史书时,往往也注重文辞的优美和叙事的生动,而一些文学家也热衷于史事的研究和评论。这种跨学科的考察,打破了学科的壁垒,使我看到了史学研究的无限可能性。我尤其喜欢作者对清代文人笔记的利用,通过对这些“碎片化”的史料的解读,作者能够勾勒出当时社会文化的全貌,以及史学思想的流变,这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史料驾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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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史學與史家》这本书,如同一杯陈年的佳酿,越品越有味道。它不仅仅是历史知识的堆砌,更是思想的精华。作者在探讨清代史学与官方史学之间的关系时,展现了其深刻的洞察力。他分析了官方史书的意识形态功能,以及民间史学家如何在这种环境下寻求学术的独立和价值。例如,作者对《永乐大典》的评价,既肯定了其保存古籍的功绩,也指出了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局限性。这种客观而审慎的态度,让我对历史文献的解读有了更深的理解。本书在研究清代史学家的治学方法时,也注重了其背后的思想根源。作者指出,考据学派并非仅仅是对文字的细致考证,而是与当时“实学”思潮紧密相连,是对传统经学的一种反拨。这种将史学方法与思想史相结合的叙述方式,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思想深度。我尤其喜欢作者对清代史学家如何利用前代史籍进行辨析和纠谬的分析,这让我看到了史学研究的传承与创新是如何在不断的论辨中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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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清代史學與史家》,我感到一股强烈的智识上的满足。本书在考察清代史学流派时,其叙述方式极具匠心。作者并没有采用简单的“分门别类”的方式,而是着重于不同流派之间的交叉与融合。例如,作者在分析乾嘉考据学如何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更为精细的训诂和辨伪方法,其论述过程清晰而富有启发性。本书在对史学家个人治学特点进行刻画时,也十分细致。作者对钱大昕的“精审”、刘宝楠的“博雅”以及王念孙的“析毫剖厘”等治学风格的描绘,都栩栩如生,让我对这些史学大师有了更为具体的认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本书对清代史学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商品经济的繁荣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士人阶层的流动也促进了史学思想的传播和交流。这种将学术研究置于宏大社会背景下的考察,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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