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以来，文化问题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的重要议题。但是什么是文化？说法种种，莫衷一是。那么时下的讨论是不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在已经足够含混的文化定义中再加上一种定义？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在日益专门化的学术分科和职业化的研究方式已被认可的时代，文化这一涉及不同领域的问题还能构成一个学术的问题么？如果文化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文化，而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所体现的学科综合的趋势对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将提供什么样的视野和方法？总之，在20世纪的最后的年头，重提文化研究的意义何在？

我们当前对文化的这些思考与讨论似乎并不急于对文化给出确切定义，讨论的中心问题并不注重概念的演绎，而是将一系列具体的当代问题作为文化问题来讨论。随着当代人类的生态系统所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当代文化所研究讨论的问题涉及的也是整个当代生活方式及其各种因素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文本的范畴，涉及到了诸如消费主义，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印刷文化，建筑与艺术，市场与政治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与文化对话等等问题。

作为精神形态的文化，其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只能来自现实，文化无非是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特定的文化产生于特定的生存方式，当原有的生存方式依然居于支配地位时，文化或文化思维方式仍然会盘据人们的头脑，支配人们的行为，而当生存方式发生变化时，文化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文化发展具有两种形式:当原有生存方式缓慢发展时，文化也只能在该生存方式所提供的生存空间内不断调整,而生存方式的生存空间有一限度，此限度也正是文化发展的限度，当生存方式发生根本性的质变时，文化也必须进行根本性的置换，或者说依据新的生存方式重构新文化。

所以当下的文化研究将既涉及到经济的过程，也涉及政治统治，还涉及文化价值，文化研究把这些各不相同的问题放在一起，似乎暗示：这里所讨论的文化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有机部分，而不是悬浮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因此，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是作为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有机部分的文化生产，才该是当下所谓文化研究的中心问题。

还有，现在是否有一个能够代表世界的“道德伦理”？如果没有，什么方法或者机制可以使人们跨文化理解？世界是否就满足于停留在文化多样性的水平上？而文化是否能成为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或者它是现代化的障碍？文化与现代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针对上述这些问题韩晗的论著《文化的撒旦与上帝》以当代西方文化批评思潮的最新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当下中国社会走向多元化以后所生成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以多种方法，多层次地对中西方文化批评的前沿思潮，新产生的文化现象，站在较高的学术层面对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韩晗是敏锐的，他的研究为人们展示了现代社会文化生存状态的深层因素与独特语境，展示了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人们所做的文化解读以及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作者涂鸿，教授，西南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