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蕩者 吳秀波

在晃晃悠悠的1980年代，吳秀波曾是最徹底的城市遊蕩者。他熱愛發呆，幻想，垮垮地坐著，走著，毫無目的地觀察雪地，窗戶和白楊樹，並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白日休息，夜晚活動。

在成為真正意義上大眾明星的42歲之後，他不得不開始面對明星、演員和普通人身份裡持續的矛盾和游移，他“依舊喜歡自由散漫，依舊喜歡提籠架鳥，甚至於依舊衝動而憤怒。但是這些東西好像在一瞬間就都不被允許了”。直到今天，他仍在學習適應這樣的生活，並繼續間離著，遊蕩著。

當眾孤獨

吳秀波先生喜歡用動物或昆蟲形容自己，比如蛐蛐。《伊索寓言》裡，蛐蛐不事生產，沉迷於遊蕩和歌唱，最後餓死在冬天的雪夜。吳秀波覺得自己從小就是一個懶散慣了的北京大院子弟，“在現實中，幹什麼都不是特利落，愛發呆，愛瞎想。”

發呆佔據了他一生中許多重要的時刻。

他的老友、演員劉蓓向《人物》描述吳秀波時說，“你就感覺他雲山霧罩吧，你覺得他始終是發呆狀態……可能說那個時候他的雲遊在他的腦子裡，他在跟他自己對話，或者他在跟雲對話，他在跟這個海對話。”

劉蓓還記得自己第一次見到吳秀波時的場景，那時她剛演完《編輯部的故事》，還沒演《過把癮》，她去北京著名的歌廳和平House玩，見到當時還是歌廳歌手的吳秀波在台上，穿一身屎黃色西裝，閉著眼睛在唱歌，很投入，“他似乎是在唱給他自己聽……就是他在一個特喧囂的，你想在和平House迪斯科那麼一個地方，他可以特別孤獨，他可以特別自我。就是他是一個當眾孤獨（的人）。”

吳秀波的老朋友，過去曾跟他一起在歌廳做過歌手的高維那還記得，年輕時，他走在馬路上，“晚上，每家每戶亮著燈，他就會去想這家發生了什麼事情，那家發生了什麼事情，他愛幻想，想著想著就想飛了”。

甚至站著洗澡，他也能洗4個小時。吳秀波曾在一次電視訪談中回憶，“就衝著，就呆著，反正最近幹什麼，就站那兒想什麼。我最近在做音樂，就站那兒想歌；開飯館，就站那兒算錢；要是演戲，就在那兒想劇本；談戀愛，就站那兒想想……反正就是想，我有好幾次，就是因為晚上洗澡洗長了，第二天沒起來。”

他一直享受並安住在這樣的狀態裡。早年一個冬天，他駐唱歌廳的一個歌迷曾遠遠在路上認出了他。在吳秀波多年輾轉成為當下中國偶像消費市場中類型最稀少的“國民成熟大叔”後，這位歌迷在貼吧回憶當時的歌手吳秀波：“他一邊一搖一晃地走路，一邊挺自得其樂地用腳踢路邊的積雪，走著走著就停下來，低著頭不知在看啥，雪地上沒螞蟻呀？然後自己吐吐舌頭接著往前走了。”

高維那也記得當時吳秀波身上垮垮的“浪蕩勁兒”。“他可以前一分鐘還在很形而上地去探討哲學，後一分鐘就倍兒接地氣地穿著蒸桑拿的大衣服，嘰裡呱啦出去跟人喝酒去了。”

那時的歌手吳秀波寫過一首歌，但後來一直沒有錄製也沒有出版。歌名叫《秋蟲和螞蟻》，這是他為寓言裡那隻不得善終的蛐蛐寫的。

歌的前兩句唱：“我不是那隻勤勞的螞蟻，我是那只會唱歌的秋蟲。”曾做過歌廳歌手、個體工商業者和無業游民的吳秀波，覺得自己也和蛐蛐一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白日休息，夜晚活動——“一個遵紀守法的浪子，一個精神上自由散漫的人。”

1930年代，德國思想家本雅明曾在著作《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中，為現代歐洲社會命名了工業革命後現代都市空間最獨特的一類人：遊蕩者。在本雅明那裡，遊蕩者無功利地漫步於城市空間。他們英俊，富有，敏感，懶散，不事體力勞作，卻善於觀察和享受全面的感官生活，並以一種體驗者的身份，間離於工業時代和消費社會之間，是變革年代最敏感的抒情詩人和“現代性”景觀最投入的目擊者。

吳秀波曾是最稱職的“遊蕩者”。但那樣自由適宜的生存狀態，在他2010年年底因主演諜戰劇《黎明之前》一躍成為中國最受歡迎的成熟男明星後，變得難以復刻，他必須從邊緣走到中心。8月17日傍晚，《人物》雜誌第一次與吳秀波見面，是在朝陽區一家門臉模糊且狹小的居酒屋裡。當晚他要與十幾位“波蜜”共進晚餐，並接受記者從旁觀察。

粉絲中只有一位年輕男性，女士們的年齡在20歲到60歲之間。在晚餐的兩個小時裡，坐在吳秀波對面的幾位女性劇迷，幾乎沒動過面前的食物。她們一直用欣喜和不可置信的眼神注視著眼前的偶像。吳秀波被看得有些羞澀，但他是周到而禮貌的，他詢問了在場每一個人的名字，提醒正在哺乳期的一位“波蜜”不要飲酒，並提議大家一起舉杯祝福在座年齡最大的“波蜜”。當被粉絲問起他在現實生活中是否也像劇中一樣怕老婆時，他先是怔住了，然後用一段冗長而抽象的書面語稀釋和帶走了那個“是和不是”的問題。

這次聚餐結束一小時後，吳秀波出現在國貿一間商務套房裡接受《人物》的採訪。坐在屋子中央的一把椅子上，被反光板、攝像機和工作人員包圍的吳秀波，依舊溫和體貼。他會細心發現鏡頭後面拚命忍住不敢咳嗽的攝像，輕聲勸他“咳出來，沒事兒”，並讓助手拿來他常備的喉糖。但在謙和與周到的背後，由“被看”引來的不適感也隨著採訪的進行開始漫溢。

“你們找錯人了。”剛聽完《人物》的簡短開場，他就聲稱自己並不是一個值得被記錄和書寫的人物。有時收到“波蜜”為自己製作的文字圖冊，他也會感到尷尬並替對方覺得“太不值”。

在成為公眾人物和大眾偶像之後，他曾經在採訪中直接告訴記者，“坐在你們面前的真的是一個特沒用的人、最滑稽的是你們在採訪一個非常沒用的人。”

在那些讓他印象深刻的過往中，和名利場有關的場景鮮少出現。當《人物》記者問他最常想起的場景時，他只用了兩三秒時間就從記憶庫裡調出兩個片段：

“那一次是我跟家裡人去香港，當時孩子還小，好像是去給他打疫苗，做體檢。到了晚上，家裡人都睡了，那天恰巧是元旦，陽曆新年，我一個人走在香港的半山上，然後走到7-11，一幫年輕人在那兒買啤酒，有煙花，那個場景我記得很清楚。”

“後來我在溫哥華拍戲，有天自己第一次一個人在城裡走，忽然間從downtown一直走走走走，走完一條路出來，當時有一個畫面，我就傻了：眼前是一片亮如鏡面的海水，海水對面是隱隱的山巒，然後一片雪白的沙灘上，孤零零的一株櫻花盛開，就跟夢一樣。”

他復原畫面的速度和細緻程度令人意外。更意外的是，這兩個令他記憶深刻到可以瞬間調取的片段，巧合般地都來自他一個人在城市遊蕩時的所遇。

他一直熱衷這樣的物理移動。在未成名前，他就常從居住的亞運村跑到天安門。拍攝《西雅圖2》的七八個月，他依次在澳洲、香港、加拿大、拉斯維加斯、倫敦和澳門的街道上跑步和穿行。

這些生命中的諸多片段，都以一種碎片化但卻家族相似般的意象，貼合併指向著生存方式和審美意義的都市遊蕩者形象——在晃晃悠悠的1980年代，他曾是最徹底的京城遊蕩者；在作為演員和明星的後半生，他開始在名利場中的另一種“遊蕩”：來往於不同角色構築的幻夢，並在明星、演員和普通人的身份裡持續矛盾和游移。

自然時間

三天後，《人物》雜誌又見到了吳秀波。那是8月21日下午，吳秀波和《軍師聯盟》的導演、編劇出現在由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中國電影電視評論學會聯合主辦的主題研討會上。已經完成播放的《軍師聯盟》上半部在全網的網絡播放量接近60億人次，豆瓣評分也穩定在8.1分。

研討會安排在廣電總局屬下的一間酒店會議室進行。現場來了12位專家，3位主創，每人發言均超過半小時。其間不斷有人離開會場，但吳秀波坐到了會議結束。這一次，他不僅是主演，還同時是監製與製作人。

當開始播放《軍師聯盟》下半部片花時，房間的燈還亮著。吳秀波大步走到會議室的兩扇大窗戶邊拉上窗簾，走回座位途中，又雙手合十拜託大家把手機關了，把燈也關一下。看到屏幕前還杵著一支三腳架，他又起身向前，把架子挪到一邊。

片花裡的老年司馬懿，鬚髮蓬亂，身披紅色長袍，如同罩在一張慾望的大網之中。這是吳秀波第一次扮演70歲的老人。

拍攝這部劇用了奢侈的333天，而這一切幾乎早有預兆。2011年，吳秀波憑諜戰劇《黎明之前》爆紅之後的第二年，他多年的好哥們兒，後來在《人民的名義》中因飾演陳海“一躺成名”的黃俊鵬，在電視上看到上《魯豫有約》的吳秀波，開心極了，他立刻發短信給吳秀波，“哇，我說主持人好喜歡你，而你又那麼乖乖地坐在那兒，我看到了你的成功，我說就感覺到我自己成功一樣……秀波還給我發一個短信，鵬兒，你現在境界真高。”

節目裡，魯豫問吳秀波：如果一切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實現，你要什麼就是什麼，你希望什麼樣？

“我希望慢，我希望懶散，我希望舒緩。”

魯豫說，“你慢不下來了，至少這幾年。”

吳秀波想了一下，“別人找我拍，給我3個月，我自己弄一個戲，可以弄8個月，誰也不敢催我。”

沒人知道那是隨口一說還是思慮已久的計畫。6年過去，吳秀波真的弄了一個自己的戲，時間不是8個月，而是奢侈和當下不可想像的333天。

別人按照效率最大化組織拍攝方式，他按照角色和情節的自然時間，蓄真實鬚髮，按人物成長順著拍。這可能是橫店近年來唯一還在順拍的劇組。

這一次，吳秀波不僅做主演，還兼製片和監製。這樣做“是為了在成本和資本層面更自主”。自主之外，還有當下行業裡罕有的“任性”。

期間，黃俊鵬受邀前往客串徐庶一角。“其他劇組一天能拍8頁紙，秀波的戲就拍2頁紙，每天到劇組先聊2個小時劇本才開始拍。其實秀波就想拍一個自己心目中的好戲，有質量的戲，但其他好多演員很著急，說‘時間太長啦’，我還幫著安撫這些演員，我說，‘我想演更重要的角色，秀波都沒讓我演，只讓我演司馬懿年輕時的好友徐庶，你們好好演吧，這戲值，肯定比你拍10個戲都管用！’”

合作方之一的優酷劇集中心高級總監許志敏曾去橫店探班，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場拍李晨扮演的曹丕退朝，現場因為不確定是先邁左腳還是右腳，大家就停下來討論了很久，最後退朝加轉身的這場戲就拍了大半個下午。”

劇組創下的另一樁橫店記錄是吳秀波大手筆給劇組安裝了近100台立式空調。盛夏，橫店棚內溫度達到40℃，室內打上光，能達到50℃多，劇組演員穿的都是裡外三層大古裝，外面還有盔甲和毛皮，新裝修的1000多平方米的宮殿又熱又臭。

吳秀波回憶，“人到那種程度，別說演戲，都不想活了，對生命產生懷疑。有一次我演了十幾條，牛都熱得不願意走了。你再資本家，也不能這麼幹活。”

他提出裝空調，其他製片人一聽全部都傻了。但吳秀波從演員的角度思考，“編劇是在有空調的房間裡寫的，導演邊上也可以有風扇或者冰塊。最苦的是站在鏡頭前的演員。人在極度嚴酷的情況下，你的表演是無法達到一種特自如的可能性的。”

劇組終於涼快下來了。

吳秀波似乎想要竭盡所能地創造一個他標準系統中的戲劇“烏托邦”。

在經過早年那些靠演戲來養家餬口的奔忙年月後，在很長時間裡，他已經將“表演”當成了自己餘生的“安全島”和“百憂解”。因為曾經“過過很多所謂無奈、清冷和落魄的日子”，吳秀波覺得“拍戲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他“不擅與人交流，與人談話時，不太敢看對方眼睛，30多歲了也找不到地方表達自己”。後來當他發現做演員的自己是一個能在“異度空間討生活的人，可以在一個虛擬世界中找一個角色來生存、來表達自我”，他從虛擬空間裡找到了現實避難所，也“最終找到和表演興趣的緣分”。

在他雲遮霧罩地與採訪者談論哲學、宗教、慾望、“籠子”的話語間隙裡，他也曾經不止一次低回地表達著自己和“表演”之間的最終認定：

“我是一個愛做白日夢的人，老天爺真的對我太好了。生活中的我一無是處。我老覺得自己像個寄居蟹，我不完善，我沒有一個殼，所以，演戲特別好的是，我可以這幾個月，活在一個特別強大的殼裡，我會覺得非常的舒適和安全，這種幸福對我來說，真是讓我流連忘返。”

在做“軍師聯盟”前，他感到“如果再不做一個戲，不拍一個自己愛的戲的話，我連‘忘憂’，都可能沒有了”。

丟鑰匙找鑰匙

8月22日下午，方家胡同裡一處藝文展覽空間外的露台上，被十幾個工作人員圍在狹長通道深處拍攝照片的吳秀波，似乎有點焦躁。他的經紀人敏銳地覺察到他的不適。

“我們清一下場好吧，人太多了，太多了，緊張，影響狀態。”經紀人把一半的人請進了屋。等換到室內景別拍攝時，她突然問場地方能否提供音箱，“音樂能讓他放鬆，鬆弛下來。”音箱還沒找到，她索性打開手機外放蕭敬騰的歌。在攝影師換鏡頭的間隙，吳秀波跟著音樂唱出了聲。

即便身處娛樂工業之中，但長久以來，吳秀波幾乎從未與喧鬧的氣氛相融。在目前還在播出的明星真人秀《我們來了》裡，他被評價為是那個“最慢熱的成員”。

他自幼就顯得敏感而孤單。外交官父親常年駐外，兩三年才能回家一次。在藥店做財務的母親，工作總是很忙。他一度被寄養在北京（當時的）城郊的姨媽家，放學之後，遊蕩在田野裡，跟貓、雞、馬，蛐蛐兒。蟈蟈兒待在一塊兒。更多的時候，一個人待著。

“那種承受孤單和獨處的能力，是我童年一直不缺的。”等他被接回家，唯一的，永遠跟著他的朋友，就是掛在脖子上的那把鑰匙，有時候那鑰匙丟了，他順著河邊找，找到天都快黑了。那幾年他丟了好多把鑰匙，到現在他最怕的還是別人給他鑰匙。

他習慣了獨處。少年時代，他常常逃課去日壇公園，溜躂，看書，發呆，跟工人老師傅學武術。成年後，他說自己幾乎“分分秒秒都在獨處”。這種游離讓他易感。

“有的時候我在大馬路上偶爾看到一個小小的老太太，特別新奇地趴在椅子邊上看著過往的汽車，我都會覺得，人好不容易啊。”

等他上小學後，大他5歲、同父異母的哥哥來到北京。哥哥特別愛學習並且享受學習的過程。每天早上都是哥哥晨讀的聲音把他吵醒。在他還迷迷瞪瞪的時候，哥哥已經背完了英語單詞，開始背誦唐詩。曾經一度，他能夠背出《琵笆行》，那都是在半夢半醒之間聽哥哥唸誦記住的。

但家裡大部分時間仍很安靜。父親和哥哥都是話不多的人。在他記憶裡，父親極為沉默寡言，到現在他能想起來的兩人說話的次數，“不超過10次，我印象中，這10次裡面有五六次，他都在尷尬地笑著。”父子倆唯一的一次身體接觸，來自於一次比試掰腕子。

在更漫長的時間裡，父親總是沉默地背對人抽菸。等到吳秀波多年後拍攝《北京遇上西雅圖》時，他發現男主角Frank很像父親，“內心是春去秋來，日復一日。”

但在少年和青年時期，吳秀波甚至覺得自己跟父親“沒多大關係”，“從小到大，我沒有這樣一個概念，有什麼需要去問爸爸。他可能沒有給我任何的指導，也不存在給我任何的誤導。”

在人生的任何一個階段，他都由自己來做決斷。他曾去考過少年宮，但沒被錄取，因為不夠活潑。高中畢業考中戲的事，也沒有跟家人商量。

“就是有一天回來的路上，正好看到當時《北京晚報》上的招生簡章，我就報名了。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什麼，一試、二試、三試，最終上了。”

那是1984年，一個在後來不斷被懷念和歌頌的年代的開始。那一年，鄧小平在視察深圳、珠海經濟特區後決定實行改革開放；中英兩國政府的聯合聲明決定在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成年世界在他面前漸次打開。從大學畢業進入鐵路文工團話劇團後，他開始跟著師兄們坐著空蕩蕩的車廂去下路演出，每次回到北京都有新的變化：喇叭褲，蛤蟆鏡，錄音機，鄧麗君，譚詠麟……吳秀波從平靜孤獨的少年時代進入完全自由和自主的青年時代。

Rolling Wu

演員吳秀波已經很少在公共場合唱歌了。在為李健參加《我是歌手》節目助唱兩年後，前幾日，他又在湖南衛視真人秀節目《我們來了》中唱起了十幾年前做歌手時自己創作的一首歌：《夢想的魚》。

與現在安住於戲劇的“殼”不同，上中戲的吳秀波對演戲沒有太大興趣，那時最吸引他的是當時剛興起的娛樂方式：卡拉OK。當時的卡拉OK簡陋到近乎茶話會現場，但吳秀波的演唱能力在那裡獲得了最初的認可。

1987年，他所在的鐵路文工團話劇團的兩三個大哥哥跟人合夥開了一家特簡易的歌廳。因為還要有人報幕，他們就把他找去當主持人了。有天晚上，趕上有位歌手發燒，不能登台，他大著膽子上去唱了兩首，效果還不錯，此後他就轉做了歌手，一唱就是10年。

歌手沙寶亮如今向《人物》記者回憶時，還記得那時的吳秀波是“京城夜場一哥”，“縱橫和平house、台灣飯店、大富豪這些最著名的歌廳”。那時兩人常約著在友誼賓館泳池游泳，“哥幾個都花枝招展的。因為那兒的美女特別多，秀波戴一雷朋墨鏡，我們都以看美女為主，以游泳為輔。”

“全北京城混夜店的都知道他，Rolling Wu。Rolling是他的英文名”，高維那回憶，那時所有來北京玩兒的有錢人，“都會去和平house聽Rolling Wu唱歌”。

從小一直自己蔫著的吳秀波，在音樂和夜場裡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成就感。他穿歌廳老闆特意從香港為他買回的演出服，他向《人物》記者回憶，某一年的聖誕節，他收了上千束花，“每一束花是人家50塊錢買的，你收了再把它退給老闆，可以賺5塊。那是一個相當奇異和巨大的收益。如果你收到1000束花，一束花退5塊錢，你說那是多少錢？5000塊，幾乎是當時一個極端高薪的人一年的工資。”

那時候，吳秀波在鐵道話劇團的同事，每月才一百來塊的工資。而他一晚上就能賺200塊，其他歌廳歌手大多七八十，最高的也超不過120。

歌手黃格選回憶，“那時的吳秀波不是歌手裡唱得最專業的，但絕對是最討女孩喜歡的。”

如同赴流水席似的，歌手們往返於三四個歌廳之間。為方便，一堆歌手和舞者一起包車。戴軍曾在接受《南都週刊》採訪時回憶，那時他和吳秀波、滿文軍同在一家夜總會駐唱，每天要一起打面的。一個冬天，他們打著面的去大富豪歌舞廳趕場，一路穿著小巷子，爭分奪秒。可是，車前有個小夥子，騎著單車，搖搖晃晃，佔著路中央。司機猛按喇叭，那小夥子停下來，指著他們罵。同在車上的歌手顧平問：動手不？

吳秀波說：打丫的。

他們下了車，打成一團。

每晚唱完最後一場，大家開始約麻將。吳秀波覺得那時候太逗了，“不想約女孩，就想約麻將，打得天昏地暗……睡到中午起床健身，你想多健康的生活啊。健身完了吃頓晚飯，然後開始上班。太洋氣了，太洋氣了！那就是過著詩人一樣的生活，太美好了，太美好了！”

談論1980年代帶來了6小時採訪中罕見的時刻。成為明星吳秀波後，他稱“掩藏自我是我的心性”，但“表達自我”是他的“工作”，採訪時他總是用時而抽象時而纏繞的語言構築起一道密不透風的屏障。

但在這個北京夏末的下午，坐在方家胡同這個藝文空間卡其色棉布沙發裡的吳秀波突然變得興奮起來，罕有地將這道屏障打開了一絲縫隙。他沒有節制或警覺地收起談話興致的意思。他的經紀人則露出難得的笑容，坐在對面嘆道，“真是很久沒聽他講這些事兒了。”

歌廳裡的一些觀眾後來成了吳秀波最早一撥的影迷。她們在貼吧裡回憶道: 年輕的時候，他走路的姿勢是那種有點“垮”的勁兒，好像無時無刻不是躺在“懶骨頭”沙發上似的。

在劉蓓眼裡，那時的吳秀波永遠一個狀態: 吊兒郎當，對錢沒有概念。

“手裡有10塊錢也要拿去賭檯球，玩到欠別人一兩千塊錢再去掙。賺到錢就請我們去吃披薩，那還是我第一次吃披薩。然後等再見面時，他口袋裡就窮得響叮噹了。”

有時沒有地方睡覺，他也會跑去劉蓓家。“首先一進門他是餓，得吃，吃呢就看電視，要不然就是約其他朋友過來打會兒麻將。打會兒麻將然後散了，可能睡完一覺，你也看不見他人哪兒去了。”

仗著一月一萬多的收入，晃晃悠悠的吳秀波，敢去全北京所有的餐廳吃飯。最多的時候，他身邊能圍著30多個人。

“什麼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他本來窩在沙發裡的上半身突然坐了起來，臉上顯出過去一周，兩次采訪和兩次觀察時都未曾現出的音量和大笑。接著他揚起下巴沖門外甩了幾下：

“你們去打聽打聽！你問問黃格選，你問問韓紅，你問問韓磊，你問問滿文軍，敢說不認識我嗎？我比他們看著都更偶像一些！我比他們都更鮮肉一些！我那個時候才叫京城闊少呢！而且是文藝闊少！”

吳秀波覺得，“最牛的就是錢都花掉了。那個時候你如果要把錢攢下來，得後悔死了。我有一個朋友攢下錢來，給他們家買房子，買車，真攢下了，現在後悔死了，因為他現在在做房地產，也掙不少錢，他老說，你說那時候我為什麼不把那些錢都花了？”

那一刻，吳秀波暫時離開了演員和明星的外殼，無比歡快地溜回了年輕時在歌廳唱歌的黃金時代和那座“無憂島”裡。

“那個時候的生活，我以為比現在好多了。”他難得地與坐他對面的人進行了眼神接觸，“那個時候就是喜歡一個人不是因為你有房有車，真的是因為那天下午陽光很好，你穿件白襯衫，那個時候的情感之干淨、之簡單、之自然、之天生，太美好了，太美好了；而且那個時候沒有所謂的，因為分手吃虧的憤恨，沒有。因為那個時候，所有年輕人心是真正年輕的，是真正不思退路的，是真正勇敢的，是真正沒有如枷鎖般兩人對立，好壞不分的。時光荏苒，忽然間變得愚蠢之極，我也不理解。非常美好的80年代，夢一樣的時代，一去不回。突然就沒了。人類就是由於大量資源的湧入，開始積攢或者與別人拼奪剩餘價值的時候，那些美好的時代也就結束了。”

餘暉散去

就像一扇門突然關上，80年代的餘暉消散了，而面前即將在明年進入50歲的明星吳秀波，也突然收起了談話的興致。

進入90年代，中國流行音樂進入唱片工業時代。吳秀波突然發覺，某一天開始，大家一個一個離開了歌廳，出現在了晚會上，還有一些人參加歇唱比賽，找到公司簽約，完成包裝，從夜裡到了白天，從歌廳進了電視，“一類是早期的歌手，一類是後期的唱片歌手，簡單來說就是電視階級和歌廳階級，兩個階級也開始了階級間的不齒。”

吳秀波第一次感覺到自己老了。那是1998年，他已經從20歲唱到30歲，身邊的同行換了一茬又一茬：滿文軍、韓紅，潘勁東、沙寶亮，黃格選，黃覺，一個個都離開了，“人會有某種生理年齡上的怯懦和自省，就是當你年齡一旦進30歲的時候，恰巧趕上那個時代結束，你突然間覺得，哎呀，不是說你客觀上不能在這兒混了，而是你心裡在有一個聲音說你不能再這樣了。”

他又在歌廳輾轉流連了幾年。不離去，他認為“不是不能，是貪戀”，他依然“覺得我很富有，我是一個浪漫的詩人，我是一個遊走在北京東南城的一個少年，我不屑於像他們那樣，我想就在歌廳繼續唱”。但也有舊友回想那時吳秀波的選樣，“他認為他是不世俗，就是我不想追名求利，我這樣是OK的。但我認為這是軟弱，是那種害怕，是退卻。”

歌廳漸漸開始關門了，歌手的數量漸漸變少了。他想要暫時逃離巨變中的北京，匆匆南下廣州。戴軍曾在2012年的一檔綜藝節目裡回憶，歌手孫浩曾在廣州夜場當“總管”，負責面試歌手。吳秀波和楊坤都去面試過，但都被孫浩給刷下去了，因為“年齡比較大”。

之後，吳秀波又去了廣州另一家夜總會，那時同是歌手的周迅還沒北上。某天夜總會突然來了20多人，“他們認真看著周迅表演，唱完就把人帶走了。後來這些歌手才聽說她是被陳凱歌找去演戲了。”

1993年，他又逃去了昆明，在一個朋友開的娛樂城駐唱。那時的昆明有一種通宵放映的電影院，每天晚上大概會放映十來部電影。到昆明的第一個月，吳秀波整夜整夜地待在電影院裡，或是到昆明郊區的山上騎馬，每次付給主人幾塊錢，就可以騎著馬漫山遍野地去晃蕩。

等一兩年後再回到北京，他感覺“更加不行了”。人過三十，身體開始發胖。甚至有時是有意的，他將自己吃到了170斤。

他曾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打開電視，活得太在意，極其要面子，於是寧可不做這一行。他開始開美容院，開飯店，但經營什麼都不賺錢，反而賣店能賺錢。吳秀波最擅長就是賣店，“天生就是一個演員，演什麼像什麼。”來談買店的人有大學生，有做生意的，有一直干這行的，“他遇到什麼人就演什麼，有的時候戴眼鏡，有的時候穿風衣，人問為什麼要賣店啊，他說要移民，一會兒加拿大，一會兒澳大利業，就各種想轍，結果都賣掉了。”高維那回憶，“現實生活中，但凡遇到讓他發憷的事兒，他就努力把自己裝成另一個人，以表演的姿態去應對。他是一個演員，從根上就是。”

黎明之前

2002年，劉蓓接到了一個電話。

電話來自吳秀波。在失聯兩年後，他們又巧合般地住到了同一個小區。這一年他結婚，並做了父親，不能再只是為了自己而活。電話裡，吳秀波告訴她，“我沒有錢吃飯了。”

再見面，劉蓓被他外形上的變化驚住了。“非常胖”，她想。“年輕時候的那個男孩哪兒去了，你看不到帥了，就只看到一個對自己隨波逐流的男人，可是那個時候他還多年輕啊。他用他的無所謂來掩飾他的有所謂。他身上依舊有放浪形骸的東西，又非常的孤獨憂鬱，甚至有些極端和抑鬱。他也非常脆弱，晃晃悠悠到三十多歲，用玩世不恭的態度逃避一切。”

劉蓓開始督促他去減肥，而且“必須要工作，必須要讓自己忙起來”。她想，如果幫一個人，“不可以說我給你封個紅包就好了，而是真的要把他拽起來”。於是，她找他來給自己做了經紀人。

吳秀波記得自己基本沒有為劉蓓簽過成功的合約。唯一讓劉蓓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去深圳給周杰倫頒獎，“那是他作為經紀人給我接的最漂亮的一單，此外就沒了。”

其他時候——曾有媒體寫過那時的故事，劉蓓自己去談生意，吳秀波拎著包跟在後面——當《人物》記者向劉蓓求證時，她笑了起來，“你以為他會拎包嗎？真的不是他拎包……可能有什麼稍微正式一點的場合的時候，他可能做做樣子，假裝拎個包，其他的時候，他是一個甩手的經紀人來著。”

有了兒子的吳秀波，對工作和經濟來源有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劉蓓覺得經紀人的收入，短時間也改善不了他的生話，於是試著推薦他去劇組演戲。劉蓓當時的丈夫張健跟吳秀波也是非常好的哥們兒。2002年，兩人為了幫助吳秀波這個“弟弟”，特地成立了一家公司，請了傅彪、馮遠征、丁志誠、牛莉、陶虹等十幾位大腕兒一起來捧吳秀波主演的刑偵劇《立案偵查》。

參演來“抬”他的其他演員都是實力派，吳秀波青澀的演技讓導演很不滿意。導演打電話給張健，要求換男主，“要不然這戲就完蛋了”。但張健非常講義氣，說不換，並安慰吳秀波，“沒事，這是咱家的，拍不好，咱再拍一個。”

這是吳秀波作為新演員的第一年。那一年他已經34歲。

在生存面前，那幾年，他最大的任務是減肥。“那個時候，別人會說，你瞧你這年齡你還演戲，你還能演嗎？你看人家都多年輕，人家多瘦溜，那你唯一要做的先要跟別人拉平，拉平這個差異你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他從170多斤減到了126斤。那期間，有兩三個月的時間，他在兩個劇組跨著拍戲。減肥令他感到抑鬱和了無生趣。而到晚上，他會“夢到無數吃的，最多夢到的是魚”。當中有幾日，他的身體變得極度虛弱。一次感冒，高燒不止，大夫說如果再不吃飯的話，什麼藥都治不好了。

但在那樣的極端狀態，人也不是馬上吃得下去食物。看完醫生的當晚，已經站不起來了。他暈暈乎乎地晃到洗手間打開燈，照鏡子的時候——“我突然看見我爸了，所以你們知道我爸到老的時候有多瘦嗎？那個時候我才覺得，哎，我跟我爸長得還是有點像的。”

在張健和劉蓓的幫助下，吳秀波的戲漸漸多起來。從2003年到2014年，跟他合作了5部戲的導演楊文軍，看到了作為演員的吳秀波的變化。

他印象最深的是2003年，吳秀波來試鏡《非常道》的反一號。“特別有備而來。平時都是穿得比較隨意，但那天西裝領帶搭配大衣，戴了一副金絲邊眼鏡，完全就是穿成了戲裡那個人物。”後來楊文軍才知道那個時候吳秀波很拮据，那一身東西全是管張健借的。

吳秀波和黃俊鵬的友誼，也是從那時在青島拍《道可道》《非常道》時開始的。兩人常常在飯後一起走路減肥。那時的吳秀波已經對表演產生了興趣。黃俊鵬記得，“拍完戲，我在外面跟老張健喝大酒玩兒的時候，秀波總在後期機房剪片子，把他所有前期表演不足的地方，在後期全部要找回來，非常用心和用功。”

時間到了2008年，吳秀波已經拍了十幾部戲。生存和養家餬口不再是問題。但另一方面，他覺得自己也快被掏空了。他對自己的表演模式喪失了信心。整個2008年，他沒有拍戲，拒絕了很多劇本。

黃俊鵬記得那一年，基本上每個禮拜，他們都要爬一到兩次山。經常白天在公司開開會，聊聊天，下午四五點鐘就去爬香山了。最開心的就是從香山爬三個小時下來之後，直接開車到順義吃個柴火燒的鐵鍋魚貼餅子。

那時候他已經愛上跑步。曾經有一度，他每天從住的亞運村跑到天安門，然後再打車回家。

在漫長的蟄伏和等待中，機會來了。

2009年，導演劉江打算拍攝一部叫做《黎明之前》的諜戰片。他本來想找一位一線男明星來飾演男主角劉新傑。但後來因為劇本延期，男明星的檔期錯過了。於是投資方向劉江推薦了42歲的“新人”吳秀波。這之前，劉江完全沒有看過吳秀波演的戲。

然而第一次見面，劉江就覺得吳秀波更適合他心目中的那個劉新傑。“就是劉新傑身上的那種陰柔，有點頹的氣質，跟他當時特別貼合……說白了，我當時是，最理想的人選是梁朝偉，就應該是那種樣子。結果，好，生活中來了這麼一個。”

但吳秀波看了本子之後有點猶像，他覺得人物有些“被動”，本來想推掉的，最後還是進了組。

整個拍攝中，吳秀波的猶豫讓劉江印象很深。“我記得快拍完的時候，他有一天突然特認真地問我，他說劉老，我怎麼覺得我這角色沒什麼‘動作’，這事就快完了呢？”

吳秀波所說的男主角“沒什麼動作”，在劉江看來“可能是一種錯覺。我是覺得他可能會覺得這次演得有點太放鬆太鬆馳了，因為這個劇的人物結構是其他人物、其他所有情節都在為劉新傑服務……之前有很多事已經幫你給辦了，所以演的過程中，你沒有覺得有‘動作’，不代表這個人的危機感和這整個戲的張力都不夠”，劉江回憶，當時他這樣跟吳秀波寬心。

吳秀波覺得這次演得有點太放鬆了，跟過去的表演方式都不太一樣，“沒有那麼滿和用力”。有一場戲，是劉新傑在弟弟犧牲後，去郊外送別即將前往解放區的弟妹。吳秀波一共演了兩條，劉江看完都哭了。但剪輯的時候，劉江堅持要用第二條，吳秀波想不通。

“那個(第一條)情緒多飽滿啊劉老。我說秀波，你一定要信我的，一定要用第二條。你要留幾分，留給觀眾，你不要給得太滿。”劉江如今回憶當時二人的爭論。

到後期，吳秀波完全領會了劉江這部戲的導演風格。大結局那場戲是林永健飾演的哥哥跟弟弟劉新傑分道揚鑣。劉江至今記得，那天光線非常漂亮，“林永健演得很動情，眼流著眼淚，但是秀波選擇更內斂的表現，就是幾乎是面無表情，我覺得特別好。”劉江當時就跟旁邊的攝影師感嘆，“你看吧，新偶像誕生了！”

但那時，從2008年起開始陷入自我懷疑中的吳秀波卻在想，這個戲播完了，他或許會失業，“因為可能沒有人這麼慵懶地演戲，或者不表達地演戲。”

黎明之後

2010年10月，《黎明之前》播出。一位豆瓣網友在當月評論道：這個吳秀波要火。3年之後，他再次評論自己的老帖：果然被我料中了。

如何形容吳秀波在《黎明之前》後的“紅”呢？他說接下來的2011年，他做了200多個採訪。

像是一個雙重隱喻，他的生活和事業都走進了黎明之後的白光之下。相隔20年，曾經北京歌廳與夜場風華最盛的歌手Rolling Wu，在2010年後因演戲成為中國演藝圈中最受矚目的成熟男演員。在盛大和速朽的名利場裡，他又一次憑靠技藝、臉蛋、靈魂的交換和售賣，獲得了最廣大人群的愛慕。那一年，他42歲。在他所身處的生態環境裡，像他這樣能夠在兩個時代、兩個聲色表演領域裡都留下醒目的個人坐標，屈指可數。

在《黎明之前》播出的兩三年前，黃俊鵬記得他還調侃過吳秀波和王寶強。

“我說，秀波，你不是明星，王寶強是，為什麼？我把你的照片拿出來，人說哎呦，這小夥子挺眼熟的，演過不少戲，他叫什麼，我說叫吳秀波，哦，對對對，好像是叫什麼波，這哥們兒挺會演戲的，是這種狀態。但王寶強是個明星，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

黃俊鵬記得吳秀波聽完後，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話，“鵬兒啊，你知道嗎，其實做一個業內資深的演員非常自在，你又有戲拍，收入也不錯，而且你還比較自在，沒有那麼多人盯著。而作為一個明星，你得把你的私生話拿出來讓大家娛樂，所有人得盯著你，多累啊。”

黃俊鵬附和道：“有道理啊。但是沒想到很快秀波就成了明星。”

黃俊鵬記得剛“紅”時，吳秀波有過短暫的飛揚和“快感”。他曾陪吳秀波一起去看母親，“他司機在前面開著車，那時候我們感覺到一個意氣風發的秀波……他說我覺得現在過得特別開心，因為戲也很好，各個方面都很好。”

但很快，兩人下樓遛彎都會有七八個人上來要簽名。吳秀波開始希望能“找一株隱身草，隨身攜帶，在路上走著走著就不見了”。

他必須接受“被看”，接受不間斷向外界解釋、表述和總結自我。他曾一度不能與採訪協調步調，認為自己有嚴重的“人際交往恐懼”，並且至今堅信“人之間產生真正的溝通很難。因為交流不解決問題，只會產生越來越多的問號”。他拒絕向媒體輸出一種穩定的人設，“現在面對採訪，有的時候我以為就像來家裡吃飯……你到我家，趕上我吃什麼就吃什麼，今天我心情不好，你就聽我發牢騷，今天我特高興，你就聽我唱歌。”在他接受主持人何東採訪時曾經這樣剖白。

但是他嘗試著與明星身份和解。

被採訪多了，他漸漸找到一種與記者聊天的方式。他像演戲一樣現象自己在一個和暖的下午，坐在山清水秀的地方曬太陽，面對面的採訪者可能是能說到一塊兒的“老人”，也可能是老提他不樂意回答的問題的“孩子”。一旦碰上頻率不對、交流障礙，他就挑選對方話裡他感興趣的某一個題目，“把那個話變成自己問自己，然後自己跟自己聊”。

這樣的生活是矛盾的，在接受《人物》採訪中，他剖白自己的狀態，“我依舊喜歡自由散漫，依舊喜歡提籠架鳥，甚至依舊衝動而憤怒。但是這些東西好像在一瞬間就都不被允許了。不僅所有的報紙雜誌說這些不允許，經紀人也說不允許，然後你就開始做另外一個功課，開始慢慢適應這種生活。這種生活，我直到今天還在適應。”

在第一次採訪當天，吳秀波先是從上海飛回北京，航班延誤了兩小時，下午5點到7點之間出席粉絲見面會，8點到10點又要接受採訪，第二天一早7點，他們又要再坐高鐵、汽車，輾轉前往湖南錄製綜藝節目。

他顯得疲憊不堪，先是喝了一杯咖啡，但仍舊很難打起精神。作為明星的吳秀波和真實的吳秀波又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就像，此刻，我們正在採訪，我有一個念頭，我想抽菸，但可能又有一個念頭說這是採訪，你不應該抽菸，為什麼不應該抽菸？你應該在意自己的形象，這樣你才有可能獲得更好的角色。然後一個說我不在乎我的形象有損傷，另一個又說不不不，你是一個很好的偶像，你不應該抽菸，你抽菸會影響到別人……難道我要欺騙別人說我不抽菸嗎？所以在這裡，我會產生巨大的矛盾感。”他極快地講出這纏繞糾結的一大段。

然後，他長出一口氣，注視了一會地面，像是突然做出某種決定，他抬起頭望向鏡頭——“明年我就50歲了，也許我這一生不能對所有人誠實，但一定要對自己誠實，來吧，”坐在反光板下和攝像機前的吳秀波，越過面前的一排圍觀者，向不遠處的助手攤開了右手掌：“給我拿根菸吧。”

自由

關於抽菸，楊文軍記得2003年左右，吳秀波自己從來不帶煙。請客吃飯的時候，也都是其他朋友掏錢，“那個時候他真沒錢，他要養家。”

他發現吳秀波“紅”了之後最大的變化就是，“以前他老蹭我們吃的，蹭我們喝的，紅了以後，他真的開始請我們吃飯了。再後來，我們吃飯幾乎全是他買單了，他永遠是偷摸搶著買完了已經。”

不過，當年蹭朋友的，吳秀波從來都很理直氣壯。在楊文軍看來，“他根本就沒有金錢的概念。”

除此之外，楊文軍發現他還有一個特別顯著的變化，“他紅之前，我們倆拍戲經常‘打架’，就是吵得很厲害，因為他有的時候特別固執。我那時候跟他急過好幾回，是真的是開干。但是後來他真正紅了之後，我反而覺得他變得特別謙和，我們倆也很少吵架了。”

在劉蓓看來，吳秀波從來沒有為“不紅”焦慮過，“他是一個特別大自由的人。那種孤獨、憂鬱的氣質，其實到現在都還是有的。我相信他是不會變的……但實際上我覺得他會越來越孤獨。也可能他拍幾年戲轉身去玩別的了，也可能他痴迷於演戲成戲瘋子了，反正滾滾紅塵帶不走他滿臉的羞澀。所以我現在想，對於他的紅與不紅，對於他的其他一切，哎，可能這次(指《軍師聯盟》的紅)之後，他會更不在乎了吧。”

而這之前所有曾經的晃蕩、發呆、逃避、拖延和沉淪，“都不是浪費……我們看不到的也不知道的那些他的思考、觀察還有經歷，這對他來說都是為後來做準備。他是娛樂圈的邊緣人，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

對於物質，朋友們發現吳秀波近來的選擇和態度似乎更“自由”了。

2014年，吳秀波和導演楊文軍拍《離婚律師》。拍到最後，主創對大結局都不太滿意，但投資方覺得已經很好，也來不及改了。楊文軍記得吳秀波跟資方糾結了很久，還發了個長信給對方。他特別大方地提出，“之前整個戲超期得很厲害，如果對方同意新結局方案，超期的錢他一分不要。”

吳秀波仍沒什麼物慾，黃俊鵬說，“那(《黎明之前》爆了之後)之後他就買了一輛路虎，還說是咬著牙買的呢。你看演員都有大房車什麼的，他就自己買了一個別克商務，還跟我說，鵬兒，這車特別好，又便宜，真好用。之前好像還買過一輛GMC，用了兩部戲就賣了，他說又招搖，還高，每次都得爬，不舒服。”

比起10年前因為想賺錢養家而倉促開始的演員生涯，如今的吳秀波已經將演戲看做“和活著一樣重要的事”。

《軍師聯盟》還沒拍完的時候，張永新記得有一天吳秀波來他工作室聊天。

“一進門他就感慨：這回於和偉大發了！我說怎麼大發了，他說演得太牛了，這回他要爆。他說有一回他有工作，回北京待了十幾天，再回去的時候發現，不對，全組的工作人員和演員看見於和偉都繞著走，因為他那個人物當時已經是曹操靈魂附體了。他說我看他的眼神都覺得邪得慌，害怕，知道吧。他連說糟了，糟了，完了，自己得趕緊加油了，要不然追不上他了。”

就這樣被起起伏伏的時代和生活推擠著，吳秀波幸運地再一次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可以提供安全感的“躲避島”和一張能讓他繼續自由遊蕩的“殼”。

“演員對我來說，是個非常幸福的行業。所有的人以為演戲的人是騙子，他們在虛偽地做一些表演。大家可能不知道，演員在生活裡可能是個騙子，但在銀幕上、螢屏裡，他是個說實話的人——因為銀幕上更安全。”

從這個意義來說，吳秀波自認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

演員的“殼”讓他“在生活惶恐或者覺得無趣的時候有一個地方可去，因為只要我進入一個戲劇，進入一個角色，我的現實生活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了。一旦你進入角色，完完全全地被那個角色的那段經歷所帶動和專注，而同時那裡面又沒有所謂的風險，只有情感的宣洩和態度的表達，那確實是一個能養生救命的地方”。

這也讓他每回到了殺青的時候，都會很失落，“因為每回我花掉兩三個月的時間，住在這個角色的身體裡生活，突然間一停，我會有留戀的感覺。之後進新的組，就等於你的精神在搬家，搬家總歸還是不太喜歡。”

白楊樹葉

即便已經找到了安身立命的第二張“殼”，吳秀波依舊無比留戀在歌廳唱歌的歲月。他幻想過要抱著吉他出沒於各個酒吧，到老了，有一天醉死在從這個酒吧到另一個酒吧的路上。

2017年春節後，當年北京四大夜場之一的大富豪夜總會老闆白平，聯絡了幾十位當年在歌廳唱歌和跳舞的老朋友一起聚會。戴軍後來在自己寫的文章《我就在你身邊》中回憶，大家一直喝到了凌晨一點。“那天晚上，吳秀波看著這些20年前一起闖蕩北京的朋友們一直在流淚。”

“老戴，你知道嗎？這些年，雖然我掙得比較多，但是我不快樂！我最快樂的時光，是你們陪我一起過來的，我可以說丫怎麼樣，也可以罵草TM，那是我最快樂的時光。看到你們，我又會說髒話了，你知道我有多快樂嗎！”吳秀波抱著戴軍說。

午夜1點，大家都已經半醉，有人說：散了吧!

吳秀波舉起杯對大家說:今天一晚上，各位拍了許多照片,也錄了很多視頻，包括各位服務員，你們也一直都在拍，在這兒，我求大家一件事兒。

戴軍想：呦，終於回過神來了，是要我們刪除嗎？

吳秀波說：明天，我給各位一個郵箱，請大家選擇拍得不錯的，發給我。我會用在我新劇的片尾，做成彩蛋。

吳秀波曾經和劉蓓一起出演過電視劇《嫁衣》，一場戲裡，吳秀波通過劇中那個酷似他早年浪蕩經歷的男主角之口，用一段自己構思的台詞，表達了對劉蓓多年幫助和提攜的感恩之心。

那是《伊索寓言》裡一個關於蛐蛐和螞蟻的故事：

“秋天的時候，所有的蟲子都在忙著自己的事情。螞蟻在拚命往家裡背著過冬的吃的東西。蛐蛐呢，特別閒散，坐在路邊彈著吉他，給過路的蟲子唱著自己的歌兒。轉眼冬天就到了，然後在一個特別特別冷的夜裡，下著大雪，蛐蛐去敲螞蟻家的門，螞蟻打開門一看，就問蛐蛐說，你有事兒嗎？蛐蛐說，你能給我點吃的嗎，我太冷了，我如果再不吃點東西的話，我就會被凍死。螞蟻說，秋天的時候你幹嘛去了。蛐蛐說，秋天的時候我一直在唱歌。螞蟻說那你還唱歌啊。然後蛐蛐沒有辦法只能掉頭走了。然後就在那個特別冷的夜裡，蛐蛐就被凍死了。”

“秋蟲”吳秀波，似乎依舊遊蕩在80年代的“lalaland”中。那裡是青春、本真、無功利、千金散盡還復來的過去好日子。曾經，他像那隻故事裡的蛐蛐一樣，光顧著唱歌和浪蕩，差點餓死在冬天。

在之後的歲月裡，他曾在一次接受主持人馬東採訪時說，“推著你走的根本不是你自己，有時候你好像要裝扮成另外一個自己，不停地在別人眼裡努力工作，其實自己也不明白幹嘛要這樣。我就是那個努力想讓自己明白，為什麼要被一個東西推著走的人，然後我就不是想走那麼快。”

吳秀波說，“在現實生活中，持有蛐蛐世界觀的人，得以苟活已經很幸運，基本上在伊索寓言裡不得善終。那時候，劉蓓可能也跟我說，你應該過好點，應該像螞蟻一樣去搬這個糧食，可我終究知道我不是那隻螞蟻。”

在近20年的老朋友黃俊鵬眼裡，吳秀波對離開“中心”的慾望，一直都存在。

“最好是自由自在地把自己吃成一個胖子，不用去節食，不用去減肥。”他曾跟黃俊鵬提過，“鵬兒，以後老了，我們哥幾個全部移民到加拿大去，我們一起去森林裡玩兒，侃大山，吃燒烤，曬太陽。包括我去幫他串《軍師聯盟》的時候，有天，他就跟我和來喜說，過兩年，你們會看見，海灘上，一戴墨鏡的大胖子，那就是我。”

蛐蛐又被叫做秋蟲。秋天是吳秀波最喜歡的季節。

只要雙腳還能遊蕩在北京的大馬路上，他就知道，那種從他少年時代起便已經熟悉的聲音和氣溫又快出現了：

“那是北京臨近秋天的時候，白楊樹葉的響聲，正好是夏末，還有些暑氣，那個時候不管你走了多長路，或者在一個公園的角落坐在一棵樹下，北京楊樹很多，白楊的葉子在臨近初秋的時候開始慢慢地豐滿，那個時候風吹過來以後，整個樹葉像在(拍手)，對，然後尾隨著一陣風過，就好像有人在為你這一個下午和你的生命在鼓掌。那個時候你就會變得格外安靜，而且那個時候的風雖然熱鬧，但已經沒了暑氣，空氣裡瀰漫著一種暑夏退去，而略帶秋天孤單成熱的味道。我們走在所有的路上，走在約女朋友的路上，走在從哪個地兒下班的路上，從哪個地兒上班的路上，走在所有的路上。走在所有看不見未來，但也不牢記過往，走在沒有太多的財富，也走在不恐慌和青澀，以及可以隨時付出情感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