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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劳动关系：全球化、民主化与社会契约的重塑 本书聚焦于当代拉丁美洲以外地区，特别是东亚、欧洲和北美等不同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劳动关系变迁、劳工运动的演进以及国家在劳动力市场调控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本书摒弃了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采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全球化浪潮、技术革命、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民主化进程对各国劳资关系契约产生的复杂影响。 --- 第一部分：全球化冲击下的结构性重塑 本部分考察了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如何在不同地理区域重塑了劳动力的供需结构和议价能力。 第一章：东亚“奇迹”的黄昏与劳工力量的再定位 本书首先将目光投向东亚，分析“亚洲四小龙”及中国在融入全球供应链过程中，其独特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如何影响了工人阶级的形成与组织。我们探讨了在出口导向型增长初期，国家如何通过对工会进行强力管控（或合作引导）来确保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 然而，随着这些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或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工人阶级的诉求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本书详细比较了韩国在1980年代末期由“民间社会”驱动的大规模劳工民主化运动，与中国在21世纪初，以“打工潮”和农民工权益为核心的自发性集体行动之间的异同。我们着重分析了“工作场所民主赤字”如何成为推动政治社会改革的关键变量。 具体案例分析包括：韩国制造业巨头（财阀）内部的工会角色演变，以及中国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面对地方政府与企业联盟时所采取的非正式动员策略（如网络传播、法律援助团体支持等）。本书认为，东亚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劳动者的政治赋权，社会动员的模式和国家对工会的态度是决定性因素。 第二章：欧盟的内部张力：货币联盟与社会模式的冲突 欧洲，尤其是欧盟内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跨国治理”对国家级劳动力市场政策干预的绝佳样本。本书重点分析了欧元区危机如何暴露了各国社会契约的内在脆弱性。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随后的《财政契约》的约束下，一些南欧国家（如希腊、西班牙）被迫接受了更为严苛的财政紧缩措施，这些措施直接导致了公共部门的裁员、养老金改革以及劳动合同的“灵活化”（即“双轨制”劳动市场的形成）。我们对比分析了德国的“产业伙伴关系”模式（如“共同决定权”和行业工会的高覆盖率）如何帮助其较好地抵御了初期的冲击，尽管德国也面临着低技能服务业增长带来的挑战。 本书强调，在欧洲的语境下，劳工改革不再仅仅是国内政治议题，它被深深嵌入到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的监管框架之中。这导致了工会组织在国家层面上的影响力被稀释，转而寻求在欧盟层面的三方对话机制中争取话语权，但这种机制的有效性始终受到成员国主权限制的制约。 第二部分：技术变革与新形态的劳动组织 本部分将视角转向技术进步，特别是数字化和平台经济的兴起，如何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的雇佣关系和集体谈判基础。 第三章：数字平台经济的“去中介化”：零工劳动者的崛起与监管困境 全球范围内，从纽约到伦敦，再到柏林，数百万劳动者通过Uber、Deliveroo或Upwork等平台提供服务。本书深入探讨了这些新兴的“零工经济”模式如何通过算法管理和“独立承包商”的法律界定，有效地规避了传统的劳动法规和雇主责任。 我们分析了各国司法系统在界定“雇员”与“独立承包商”之间的模糊地带所面临的挑战。特别关注了英国最高法院对Uber司机的裁决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第5号提案（AB5法案）的立法尝试。这些案例揭示了各国在维护社会保障体系完整性与促进技术创新之间的紧张关系。 本书认为，平台经济的核心挑战不在于工作本身是否存在，而在于劳动成果的“碎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保障权（如失业救济、带薪休假）的丧失。因此，新的劳工倡导运动必须超越传统的“工厂/办公室”概念，转而关注数字主权和数据分配。 第四章：自动化、技能极化与“被遗忘的阶层” 在发达经济体中，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对中等技能、常规性岗位的替代效应日益明显，导致了劳动市场的“两极分化”——高技能、高薪酬的工作与低技能、低薪酬的服务业工作增加，而中间环节被压缩。 本书比较了美国和日本在应对自动化冲击中的政策差异。美国主要依赖于教育和培训的市场化改革来提升劳动力的适应性，但效果参差不齐，加剧了收入不平等。日本则在维护终身雇佣制和减少裁员方面表现出更强的政治意愿，但也因此面临着企业创新活力不足的风险。 我们探讨了“普遍基本收入”（UBI）和“工人持股计划”等激进的政策建议，如何在应对大规模技术性失业威胁时，成为政治辩论的焦点。本书主张，单纯的技术升级无法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关键在于如何重新设计社会契约，将技术进步的红利公平地分配给所有劳动者。 第三部分：社会伙伴关系与未来治理模式 最后一部分聚焦于劳资关系治理的未来方向，考察了新的社会伙伴关系形式，以及工会在衰退后如何寻求新的组织模式。 第五章：工会模式的再创造：从行业垄断到跨界联盟 在许多西方国家，传统工会的会员率持续下降，特别是在私营部门。本书分析了工会在面对高度分散化和个体化的工作场所时，如何进行组织创新。 我们考察了“部门式组织”（Sectoral Bargaining）模式的复兴，即通过法律强制或行业自愿的方式，在整个行业层面而非单个企业层面进行集体谈判，以应对企业通过将生产外包来逃避谈判的策略。这在北欧国家（如瑞典）和部分德国行业中得到了成功实践。 此外，本书还深入分析了“非传统工会主义”的兴起，例如由基层组织者发起、跨越种族和移民身份的社区运动，它们将工作场所的斗争与更广泛的社会正义议题（如住房、医疗保健）相结合。这些新的联盟展示了在传统工会体系受限时，工人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新路径。 结语：重塑社会契约的政治意志 本书总结道，无论是在经历过高速增长后步入成熟的东亚经济体，还是在面临共同货币与主权限制的欧盟，抑或是被数字技术颠覆的北美市场，各国都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契约重塑。 劳工改革的未来，不在于简单地回到过去某一黄金时代的劳动标准，而在于政治领导者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志，去平衡资本的全球流动性与劳动力的国内保障需求。成功的改革将是那些能够有效整合技术进步的效率与社会公平的韧性的治理模式。本书强调，劳动力的稳定与福祉，是任何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最终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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