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反乌托邦悬疑三部曲“疯癫亚当”的完结篇。

本书将《羚羊和秧鸡》及《洪水之年》中的人物重新集结，围绕着在第一部《羚羊和秧鸡》中以“上帝的园丁”身份登场的泽伯展开，此前阿特伍德并未充分挖掘过他的身世。

小说讲述在“洪水”灭绝了地球上的大部分人类之后的几个月，托比和瑞恩把她们的朋友阿曼达从彩弹手手里解救出来。回到了疯癫亚当的据点。和她们在一起的是“秧鸡人”，由死去的秧鸡创造来替代人类的物种。她们的预言家，“秧鸡”曾经的朋友——吉米从一场致命的高烧中恢复过来时，托比接过了阐释“秧鸡”作为创世人的神学的任务。她也不得不处理混乱的文化误解、糟糕的咖啡，和她对爱人泽伯的嫉妒。与此同时，泽伯在寻找亚当第一，“上帝的园丁”的创始人，而他在多年前打破了和平主义绿色信仰，为了让“疯癫亚当”们对抗毁灭性的公司警。现在，在彩弹手的进攻威胁下，“疯癫亚当”的居民们必须和他们的新盟军，器官猪，携手作战。而小“黑胡子”，年轻的秧鸡人，在托比的教导下，学会了记录和讲述故事，留给他们之后的世界。

和之前的两部曲一样，《疯癫亚当》也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作者意在警示人们关注我们这个世界偏激和错乱——它的反女权主义意识、它对全球变暖的视而不见、暴力的蔓延，及其赤裸裸的唯利是图。结合了冒险、幽默、浪漫、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无与伦比的想象力，阿特伍德以娴熟的写作技巧创造了一个与现实生活近乎平行的另一个世界，延续了前两本小说的主题，更深入挖掘了两性之间、人类与自然及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极权政治统治下出现的人类生存危机。

“阿特伍德为前两部作品带来一个恰如其分的结局，并非仅是想象的未来的史诗，也来自属于我们自己的过去。”——《纽约时报》

“杰出而无畏……阿特伍德的这部作品甚至超过了奥威尔。”——《纽约客》

“阿特伍德的作品将永远留存下去，因为她讲述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它并非总是一幅美好的画卷，但它却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写照。”——《独立报》

“一部杰作……犹如惊悚小说一般令人难以释卷。”——《时报》

“阿特伍德在本书中完全超越了她自己，也超越了这个时代。这不仅是一首对人类希望庄严的颂歌，也是对人类自毁倾向的严肃拷问……它见证了阿特伍德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又一次达到巅峰。”——《ELLE》

“复杂、繁茂，不失诙谐。”——《每日电讯报》

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迄今已有14部诗集、11部长篇小说、5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文学评论出版，并主编了《牛津加拿大英语诗歌》、《牛津加拿大英语短篇小说》等文集，此外还撰写了不少广播、电视、戏剧、儿童文学作品等。她获得过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国际文学奖和不计其数的其他奖励和荣誉，并被多伦多大学等十多所国内外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她的作品已被译成30多种文字。

阿特伍德19岁开始发表自己的第一首诗作。她擅长将日常经验提升到一种形而上的层次，她的诗歌不仅具有女性特有的细腻而且富有深刻的洞察力，在加拿大和英美诗界都很有影响，先后获过多种重要的文学奖。

自从1969年，她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之后，她的作品频频获奖，这也为她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她创作的三部优秀长篇小说《女仆的故事》（1985）、《猫眼》（1988）、《别名格雷斯》（1996）曾三次获得布克奖提名，最后凭借第十部小说《盲刺客》摘得了这项最高文学奖的桂冠。同时，阿特伍德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无论在民间还是文学界都认为她得奖是迟早的事。

阿特伍德的影响不仅跨越了国界，也跨越了文学领域。她一直十分关注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无所不在的强大影响和加拿大日益美国化的倾向；为抗拒这种倾向，她大力支持以推进独立的加拿大民族文化为宗旨的阿南西出版社，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她帮助成立了加拿大作家协会，并曾任该作协的主席，还担任过国际笔会加拿大中心的主席。此外，她在《纽约人》等多种国际知名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短篇小说、评论等；她还应邀在美、英、德、澳、俄等国朗诵和演讲，扩大加拿大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她开始关注另一领域——环境保护，显示了很强的生态意识，并因这方面的创作、论述和所采取的行动而获得环境保护和社会活动方面的荣誉和奖励。在过去的约30年中，她一直以加拿大文学代言人的身份活跃在世界文坛，被列在“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位加拿大人”的第五位。

阿特伍德的创作可按四个历史阶段分为“早期的创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创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创作”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创作”。 “早期的创作”中，诗集《圆圈游戏》是使她获得总督奖而在加拿大文坛脱颖而出的；自此，加拿大第一流的大出版社纷纷主动向她敞开大门；同时，媒体的关注再也没有离开过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创作”中，《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的发表引出了褒贬不一的争议，继而又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加拿大文学及文学评论的讨论，客观上使该书成了一部影响远超出它本身价值的文学评论专著。因为，《幸存》的发表既是加拿大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又反过来推动了这一思潮的发展。这本书的出版，客观上成了加拿大文学和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创作”中，被称为“女性主义的《1984》”的《使女的故事》极为成功，赢得第二次总督奖及众多奖励和荣誉，大大地扩展了她的读者群，赢得了国际主流市场，并使她跻身世界名人的行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创作”中，被赞为“意义深远、富有戏剧性、结构精妙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