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等。
本卷以“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为主题,所收文章论及儒家思想、新儒学及其与佛道之关系以及反智论等中国思想传统中的重大课题以及这些中国传统价值系统与现代的“遭遇”。这些文章既有对中国思想传统的整体观察与把握,又有对具体时代和问题的个案研究,层次分明,论证翔实严密。展现了余先生对中国近现代以来传统思想所经历的种种冲击和变革的观察与深思,针对性地疏理了中国思想传统的核心内容与历史脉络,提出并探讨了现代儒学所遇到种种困境及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具有深刻的洞见和关怀。
本卷每篇文章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准,对中国思想史的相关核心问题有深入的思考,既有整体的观察,又有断面的分析,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独立成章而又紧密联系。关注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把思想传统放到文化历史脉络中,重新审视思想传统的内容和价值。对中国思想传及价值观在近现代所遭遇的困境,积极探索传统的现代诠释,同时对西方诠释系统保持了谨慎,极富现实意义。剖析了中国传统价值系统与现代的“遭遇”的方方面面。
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化讨论中,庞朴先生提出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了区分,当时耳目一新,觉得许多问题说通了。学术讨论应先从规范概念开始,否则争了半天不知所云。 庞朴认为,传统文化是传统的文化,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
评分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化讨论中,庞朴先生提出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了区分,当时耳目一新,觉得许多问题说通了。学术讨论应先从规范概念开始,否则争了半天不知所云。 庞朴认为,传统文化是传统的文化,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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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化讨论中,庞朴先生提出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了区分,当时耳目一新,觉得许多问题说通了。学术讨论应先从规范概念开始,否则争了半天不知所云。 庞朴认为,传统文化是传统的文化,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
余英时一直强调的中国思想发展的独立脉络,不可削足适履来研究中国思想史,这是他的基本看法。
评分第一篇关于汉代生死观的考证非常有趣,从魂与魄概念的发微与联系谈起,从“魄,月质也”,阐明魄之特点净白如月,进而不难理解为何传说中嫦娥吃下长生药飞升的终点是月桂蟾宫了。后几篇论文探讨了儒学在各时期的发展,历代帝王如何释义儒道法家理论,以及中国思想史中的“反智”元素,及其如何渗透政治生活,均颇有创见。更可感受到作为钱穆学生,余英时先生与其师理论的一脉相承,和对历史同样怀有“了解之同情”的深刻关怀。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如今世界强调融合,不必拘泥固有,应放开怀抱包容万象。也许这是句正确(或者趋于政治正确)的话语,而我认为民族认同应为抽象概念而绝不等同于虚无,如水流经土地灌溉植物,即使不可明见水的痕迹,但水已内化成植物养分,见此地植物美好,便可联想水源丰沛。文化如水串联每个人,借鉴他物时勿削足适履。
评分主要是儒学系列、反智论系列两大类论文,启发性超强。就儒学研究而言,余氏坚持史学本位,与新儒家哲学本位有别,但较之其他学者又多出温情与敬意,认为建制化的儒家学说是国学的主干,五四新文化运动始彻底解构,现代儒学应该日常生活化。就反智论而言,余氏主张法家、汇合法家的黄老道家、法家化的儒家均有反智传统,君尊臣卑是最高原则。至于什么西方文艺复兴、尊德性与道问学,完全是蝌蚪文字,宛如域外天书。
评分第一篇关于汉代生死观的考证非常有趣,从魂与魄概念的发微与联系谈起,从“魄,月质也”,阐明魄之特点净白如月,进而不难理解为何传说中嫦娥吃下长生药飞升的终点是月桂蟾宫了。后几篇论文探讨了儒学在各时期的发展,历代帝王如何释义儒道法家理论,以及中国思想史中的“反智”元素,及其如何渗透政治生活,均颇有创见。更可感受到作为钱穆学生,余英时先生与其师理论的一脉相承,和对历史同样怀有“了解之同情”的深刻关怀。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如今世界强调融合,不必拘泥固有,应放开怀抱包容万象。也许这是句正确(或者趋于政治正确)的话语,而我认为民族认同应为抽象概念而绝不等同于虚无,如水流经土地灌溉植物,即使不可明见水的痕迹,但水已内化成植物养分,见此地植物美好,便可联想水源丰沛。文化如水串联每个人,借鉴他物时勿削足适履。
评分精通中西学术是作者最有优势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其对近代学人的批判与评价也更为恰当,只是在那个时代信息的流通与资源获取毕竟有限度,道听途说也罢断章取义也罢牵强附会也罢,从自身传统来理解西学其实可以理解,即作者所谓:通过西方的观念和价值重新发明儒家经典的现代意识,因此完全摆脱传统的反传统自然不会存在,即便五四学人。作者认为儒家的道德观念划分为公私两个领域,现代儒学必须放弃全面安排人生秩序的想法,即从得君行道走向日用常行化,十分认同,但作者大概也知道大陆这方面还是从政治立场出发的。发现传统的缺陷而予以现代性的调整倒是与大陆批判性继承有异曲同工之妙,问题不是传统为何,而是什么样人的人在提倡怎样传统。关于唐宋明帝对于《老子》注释的探讨颇为有趣,明太祖虽然起于草莽,但对于统治术的理解真是天赋异禀。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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