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至世紀之交,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聯合整理香港文學史料,整理結果出版成《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1927-1941》、《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1945-1949》、《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1945-1949》、《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1945-1949》(上下冊)、《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香港散文選:1948-1969》、《香港小說選:1948-1969》、《香港新詩選:1948-1969》及《追跡香港文學》,總計十冊,只餘淪陷時期三年零八個月的史料因黃繼持於2002去世而一直懸擱。這未完成的計劃,在盧瑋鑾與鄭樹森均退休後加上熊志琴,再以一支三人隊伍落實完成。
本書以葉靈鳳、戴望舒兩位重要作家為綱,以二人於香港淪陷時期之著作及翻譯情況,折射那一段非常時期的香港文藝面貌,並藉日記、書信、檢舉附敵建議書、作家自白與後來專家分析等參考資料,呈現文藝與政治間之複雜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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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中的小说部分,尤其让我感到其叙事策略上的高明之处。它们大多避免了直接描绘暴力冲突,转而采取了一种“失焦”的镜头语言。人物的行为逻辑常常是跳跃的、非线性的,这恰恰反映了信息受阻、未来不确定时期的精神状态。我读到一篇关于失业知识分子试图翻译一本西方哲学著作的故事,他越是深入文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就越是模糊,最终,哲学思辨和生计的压力在他内心形成了一种荒谬的平衡。这种“精神内耗”的描绘,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它摒弃了传统叙事中对“英雄”或“受害者”的脸谱化处理,笔下的人物是如此的扁平而又真实地活着——他们必须适应新的潜规则,学会如何用最低的成本维持道德的底线,如何在不触怒任何一方的前提下,完成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这种在灰色地带游走的智慧与无奈,被作者捕捉得入木三分,读罢让人感到一种透骨的疲惫感。
评分总的来说,这部选集像是一张经过精心消毒、但依然残留着微量病原体的切片,它提供给后人的是一种无法被轻易美化的“历史在场感”。它不是一堆讲述苦难的材料,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在极端环境压力下,如何运用他们手中唯一的武器——文字——来进行自我确认的过程。我合上书页时,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那种混合着潮湿、烟雾和陈旧纸张的气味,这不仅是物理环境的重现,更是精神状态的隐喻。它迫使我跳出后世的视角,去理解那个特定时刻,文学的价值链是如何被重置的。那些流淌在字里行间的妥协、坚守、沉默与低语,共同构成了一部关于人类韧性的复杂编年史,其价值在于其无比的“真实性”,而非任何意识形态上的标签。
评分当我沉浸其中,一个鲜明的对比浮现出来:作品中弥漫着一种极其内敛的“乡愁”——它不是对彼岸故土的遥望,而是一种对“在场”的质疑。在那个被殖民权力与日军铁蹄双重挤压的空间里,文学的任务似乎从“启蒙”或“抒情”转向了“存活”的记录。我注意到,许多叙事者都在不自觉地构建一种“精神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不是实体建筑,而是通过文字对“正常秩序”的短暂重塑。例如,对一次下午茶的精细描摹,对一本书页翻动的声音的捕捉,这些细节的堆砌,其实是在对抗外部世界的混乱与非理性。这种对抗是消极的,却也是最坚韧的。它让我思考,在极端的压力下,文学的“抵抗”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不必是慷慨激昂的口号,它可以是坚持用精准的词语描述一个摇摇欲坠的花瓶,以此来维护人类心智最后的阵地。这种“精微的坚守”,是这部选集带给我最深刻的震撼之一,它远超我对战争文学的传统想象。
评分这部选集,坦白说,初次翻开时,我带着一种近乎朝圣般的心情,期待能从中捕捉到那个特定历史断层中,香港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微光与挣扎。我首先被那些文字的“质地”所吸引,它们不像后来的印刷品那样光滑、精确,反而带着一种粗砺的、仿佛用铅字和廉价纸张的呼吸感。我特别留意了那些描绘日常生活场景的篇章,那种在极度匮乏中对“体面”的执着,那种在物资紧缺下依然保持的某种文人式的傲骨,读来令人五味杂陈。比如,某篇短小的散文,寥寥数语勾勒出中环街市上,一盏昏黄灯光下,两个衣着体面却面带菜色的人,为了几片肉锱铢必较的场景,那画面感极强,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却比任何宣言都更能击中人心,让人真切感受到“沦陷”二字不仅仅是政治的失守,更是日常尊严的寸寸沦陷。作者的笔触是克制的,他们似乎深知语言本身的无力,但正是在这种克制中,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张力,像是一把被紧紧攥在手心,却不肯轻易释放的匕首,寒光凛冽。
评分诗歌部分,风格上的跨度尤其大,有的依然带着三十年代的唯美遗风,但很快就被一种硬朗、甚至有些冷峻的现实主义所取代。我尤其欣赏那些韵律被刻意打破的作品。这些诗人似乎在用文字的“断裂”来表达他们对既有世界观的彻底否定。例如,有一首诗,开篇极尽典雅,突然在中间部分插入了一串完全不搭调的、仿佛来自码头工人的俚语,这种突兀的切割感,像是一记重拳,将沉湎于优美辞藻的读者猛然打醒,直面现实的粗粝。这种对传统美学规范的“破坏性”运用,显示出诗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他们意识到,在铁蹄之下,精致的格律已然是种奢侈的虚伪。他们试图用最朴素、最直接的语言,去叩问“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这种对语言工具性的极端推崇,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是一种极具勇气的姿态。
评分发现戴望舒在报上与人合开专栏“广东俗语图解”,写过许多香港掌故的小品文,讲“猪笼落水”“之类,很有意思;叶灵凤那边大部分是反英美,谈中日和平宣传文字,其余写些香港方物掌故。两位“外省人”写香港民俗都惊人的好。另外就是沦陷时期文艺副刊主编多采用“只谈风月”的态度编写,“不涉政治时事,多谈文艺及推介外国作品,乃是沦陷时期香港报刊文艺版的特色”。
评分发现戴望舒在报上与人合开专栏“广东俗语图解”,写过许多香港掌故的小品文,讲“猪笼落水”“之类,很有意思;叶灵凤那边大部分是反英美,谈中日和平宣传文字,其余写些香港方物掌故。两位“外省人”写香港民俗都惊人的好。另外就是沦陷时期文艺副刊主编多采用“只谈风月”的态度编写,“不涉政治时事,多谈文艺及推介外国作品,乃是沦陷时期香港报刊文艺版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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