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分类中, 以某一体裁为范围并从审美范畴角度出发来建构一种新的体制的鉴赏辞典,据我所知,截至目前,似乎还没有。也正因为这样,江苏文艺出版社最新编成的《历代怨诗趣诗怪诗鉴赏辞典》的出版,就使人耳目一新,有石破天惊之感。

在眼下,她确是一部“人人笔下所无”的辞书。但更重要的还因为她又是一部“人人心中所有”的辞书。一切文章的真价值, 归根到底,在于集中反映和尽善尽美地满足广大人民的

合情合理的精神渴求,而这本《辞典》之所以可贵者,也正是因为她不但从审美范畴上构思,还能深切懂得在中国这一个古老诗国中,真正能反映我们民族思维和文化特征的究竟是什么,它们是怎样经过长期历史的积淀和古代诗论家的概括,从而凝聚为比较有涵盖性的审美范畴的。

抓住了这本辞典的怨、趣、怪三个具有关键性的范畴,人们就懂得中国诗歌思想史上的审美特色,懂得中国诗歌的文化大背景,懂得中国古代诗人受一定文化熏陶而形成的气质、风度; 当然,也就自然而然地懂得如何体贴入微、设身处地地去鉴赏那些反映古代诗人气质、风度的诗歌作品。

不管人家信服与否,我总是近于执拗地认为这三个审美范畴,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古代诗人的心理状态和古代诗歌的气度、韵味。有了这一部《辞典》在手,你便可以从中听到历代诗人以不同个性的独特音调唱出的时代和声;体验到怨、趣、怪的同中有异, 从而揣摹其韵味, 掌握每一篇作品的艺术特色。这样,你的精神世界就丰富了,知识就开拓了,艺术判断力就增强了。

正如“前言”所说,这部《辞典》为人们展开一个古代文学的画廊, 但我还感觉到,这又是一部古代文人心灵史的画廊。丹麦文学理论家勃兰兑斯说, 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灵魂史; 而以“怨”、“趣”、“怪”作为三大坐标来引导读者用“思想的脚步”在画廊上展开沉思, 那么对“灵魂”的体会就不仅仅限于每个作家个体,将更能因小见大,展示出中国大多数文人“灵魂”的群体, 甚至于是为大多数读者所关心的民族灵魂的特色。

如果没有把握“怨诗”的“怨”,人们就无从理解作为长期封建社会给古代诗人带来的忧患意识, 就不可能认识从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到韩愈的“物不得其平则鸣”, 以至于刘鹗怀着满腔悲慨大谈其不同文人有不同文人的“哭泣”,而“哭泣”也就是他所认为的“苦闷象征”的文学。

如果没有把握“趣诗”的“趣”,人们就无从理解中国文人尽管有着忧患意识,但却善于排遣。他们借助于自我超越精神, 从自身以外求得心灵的充实和慰藉:于构思则机心独运,于诗风则庄谐杂作; 既可以用讽刺之言发悖理之趣,也可以纵恣佯狂,在故作傻态中解放性灵。

如果没有把握“怪诗”的“怪”, 人们就无从理解作为封建正统者眼中钉的异端意识,也无从理解以纵恣之态出新的前辈的创造苦心。我们这古老诗国,历史悠久,遗产丰富,构思、技法的创新也真是五花八门、争奇斗巧:或而以章为怪,以句而怪,以字而怪; 或而以意而怪, 以音而怪;或而以构思怪;或而以境界怪。说来有趣,这里面有不少是和今天的现代主义或近代美学相通的。说明怪诗之“怪”包含着一定的推陈出新、老树新葩的意味。历史上有许多新生的艺术形式,当它们脱颖而出时,对那些习于故常的审美规范的人们来说,往往是看不顺眼的;然而其中有一部分艺术手法却的确富于生命旺力,完全有可能从一棵嫩苗变为参天大树。刘勰有一句话说得好:“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文心雕龙·通变》)这说明适应时代潮流,必须果断而不容踌躇、胆怯。

《辞典》的主编不仅能从中国大量古诗题材上抓住“怨”,从意境上抓住“趣”,还能从诗歌的创新角度拈出“怪”字。从纵断面说,这是概括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美感的基本特征;从横断面说,这又是把美感性质特征和美感心理状态提炼为审美范畴。尽管一部诗歌鉴赏辞典无需建立什么美学体系,然而主编者却居然能惨淡经营地给我们建构了这一列别具匠心的、展示了“怨”、“趣”、“怪”的审美情调的“画廊”,让我们从“怨诗”中体验到诗人的自我净化亦即亚里斯多德说的痛苦之使人“净化”;从“趣诗”中领会到诗人的自我怡悦,从而获得席勒所说的以文学作为“游戏的材料”(《审美教育书简》),寓教于乐,达到辛稼轩所着意陶冶的“人间哀乐转相寻”的境界;从“怪诗”中理解到我国古代诗人醉心于“大写意”手法, 以怪求真,重神略形,力求样式的创新的“别裁”旨趣。归根到底,也还是让我们在有感于石破天惊的同时,看到脱然町畦的诗人在艺术形式上的自我超越。

自我净化,自我怡悦,自我超越,这三种艺术功能的揭示,也正是中国古代诗歌在历史大潮中进行搏击的心态凸现。

这些纷纭多采的心态,已经被参加《辞典》赏析撰写的同行们运用其生花之笔,准确地、鲜明地、生动地、分外亲切地钩画和描述出来了。现在,就请广大读者来细细品尝吧。

吴调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