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中华文化经受空前巨大、深刻、剧烈变革的伟大世纪。在百年巨变的烈火中，包括法制文明在内的新的中华文明，如“火凤凰”一般获得新生。 大体上讲，二十世纪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世纪。这一个世纪的历程，不仅仅是移植新法、开启民智、会通中西的法制变革的历程，更是整个中华文明走出传统的困局、与世界接轨并获得新生的历程。百年曲折坎坷，百年是非成败、得失利弊，值此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亟待认真而深刻的反省。这一反省，不仅有助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深入，亦有助于推进新世纪中国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形成。这一反省，是一项跨世纪的伟大工程。作为这一工程的起始或基础，我们应全面系统地检视、总结二十世纪中华法学全部学术成就，并试图作初步点评。为此，我们特郑重推出“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从”。

一、为避免内容重复，下列几篇文章未予收入：

《无字天书的中国固有宪法》一文，其主要内容已体现在收入本书的《从中国文化本位上论中国法制及其形成发展并予以重新评价》一文的第二节(丙)《宪之部分》。

《我国过去无民法法典之内在原因》一文，其主要内容也体现在《从中国文化本位上论中国法制及其形成发展并予以重新评价》一文的第四节(甲)《因义务本位而无民法法典之存在》之部分。

《中国婚姻制度之起源及其演变》一文(发表于《东方》杂志1937年春季增大号)，其主要内容已经体现在收入本书的《中国往昔之婚律》一文中。

二、有些字眼或词汇，系民国时代或台湾地区惯用，不合现今大陆惯用法。根据上下文意判断，径行按现今大陆惯用法改正，以免引起误读。如：

“底”改为“的”，“狠”改为“很”，“澈底”改为“彻底”，“终久”改为“终究”，“利害”改为“厉害”，“坐官”改为“作官”，“和起来”改为“合起来”，“那”改为“哪”，“到”改为“倒”……等等。

三、有些文章中的反共惯用语，如“反共抗俄”、

“共匪”、“匪共”等，径直改为“反×抗×”、“××”等，不另作说明。

四、有些文章自然段太长，根据上下文意，适当划分段落以便阅读；有些“标题”实系原文相关段落的主题性首句，特单列一行作为标题，以便阅读。

五、除《法治与礼治之史的观察》一文之尾注改为脚注外，其它文章，原文无脚注或尾注，仅有文内夹注者，保持原状。

六、除《法治与礼治之史的观察》一文外，所有文章的脚注，均系“校勘者注”。因原文无脚注，故无需特别注以“校勘者注’，字样。

七、原拟将先生于1920和1921年出版的《孟子政治哲学》和《墨子政治哲学》两本小册子(共约8万字)收入本文集，现因文集篇幅太大，故舍之。

陈顾远（1896——1981年9月18日），男，中国法学家，律师，中国国民党党员，字晴皋，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人。毕业于中国北京大学，其间参加五四运动，曾任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东吴大学、中兴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在台湾大学任教达25年之久，将心力集中于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及现实法学之讲述，也作为律师承办案件与法律事务。

陈顾远一生所任大学30多所，从教55年，出于门下者最保守之计算或不下于三万人，任立法委员约45年，为中央民意代表对国家立制，对政府建言。其著作《中国法制史概要》和《中国婚姻史》分别于2011年和2014年入选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二辑和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