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德國、日本等大陸法係國傢，它們在實現民法法典化過程中，大多留下瞭豐富的立法資料。這些立法資料如同曆史的路標一樣，清晰地指示著當時立法者對民法典的構想，也為後來民法學和法典解釋的發展奠定瞭基礎。

在中國，雖然中國颱灣“司法行政部”曾編輯瞭《中華民國民法製定史料匯編》(一九七六年六月刊行)，其中收錄瞭相當可觀的清末民國時期的民事立法史料。但是，自《大清民律草案人民國《民律草案》到

《中華民國民法大 法典編訂過程中的很多史實問題都有待考辨，很多理論問題仍需要今人重尋源流。

就史料考證、學理闡釋言，清末民國時期的民法法典化是一個極為廣泛的課題，法學界尚需予以更多的關注。張生同誌以《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一九0一至一九四九）》為題，意在重述清末民國時期民法法典化的曆史，已開此研究之端緒。張生所作

《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有兩個方麵值得稱道。其一，作者在資料收集和史實考證方麵，著力頗多，初步描述瞭民法法典化的史境與進程。作者圍繞著"民法法典化"的主題，收集、梳理、引用瞭有關的重要立法資料，例如清末的《修訂法律館全宗》、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領事裁判權協議與法權報告書、南京國民政府統計處的調查資料等，這些資料以往鮮有學者係統地梳理、引用過。作者還較為全麵地收集、整理瞭參與法典修訂的法律傢履曆，編製瞭各個時期的

《法律傢履曆簡錶》，使我們約略可以瞭解清末民國時期什麼人參與瞭民法典的編纂、他們的教育背景、編纂法典前後的任職情況。其二，作者對民法法典化的闡釋方法，具有一定的說服力。清末民國時期的民法法典化，是在復雜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展開的，頭緒繁多，牽涉麵甚廣，如何客觀而全麵地描述這個過程，具有相當大的難度。張生在

"近代法典化研究"中選擇瞭一種較為符閤曆史客觀的闡釋方法。該闡釋方法以民法法典化為敘事綫索，以政府、法律傢、民眾為事件主體

(特彆是以法律傢為主要角色)，大體揭示瞭清末民國時期法律傢與政府閤作造法，完成瞭迴應性的民法體係(以民法典為製度框架、價值核心，以單行法、民事判例、民事解釋為附屬規範)，實現瞭民法法典化的形式目標。可是，由於造法過程中對民眾利益和願望的忽略，政府在政治上並未實現民主化、在經濟上並未切實解決氏眾生計問題，加之

國內戰爭、日本侵華戰爭的蔓延不絕，政府和法律傢未能達成民法法典化的實質目標－－以民法典為製度基礎實現符閤公平正義的法秩序。(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作為一部二十餘萬字的論著，難以全麵闡釋

"清末民國時期民法法典化"這一宏闊的、艱深的主題。材料的發掘、史實的考證，有待進一步深入。目前，隻是粗具輪廓。若能把當時主要法律傢的立法行為、法學思想、觀點的衝突與摺衷，各展其詳;若能在法典續造過程中，就具體當事人的訴求，法典與單行法、民事判例、民事解釋的發展，各顯其徽;那將是更有說服力的一種研究。　　　

清末民國時期的民法法典化事業，注入瞭當時一流法律傢的智慧和理想，其法學成就何其豐富!法律傢誌業未酬的教訓又何其深刻！這一主題，不僅應是當今法律史研究的課題，還應是立法學、民法學深入探討的領域。因為，民法法典化仍舊是我國法律傢當前最為重大的立法任務，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裏要編纂完成一部民法典，並非易事。假如能在前人的基礎上完成新法典的編纂，將是一件繼往開來的偉業。假如一切從頭開始，忽略本國以往的立法經驗，所成之法典競不若舊法典之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