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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贵州人民

作者:张其昀

出品人:

页数:0

译者:

出版时间:1998-01-01

价格:25

装帧:

isbn号码:978722104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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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学》源流考略：一部探索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源头的思想史 本书《说文学》源流考略，并非对某一部具体的、以“说文学”为书名或主要内容的著作进行逐一梳理与评述，而是将视角投向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早期形态，追溯那些构成“文学”概念及其批评意识萌芽的源头活水。作者力图穿透历史的迷雾，在先秦诸子、汉代经学、魏晋玄谈等多元的思想土壤中，发掘那些隐匿的、零散的，却又至关重要的关于文学本质、功能、价值的论述，从而勾勒出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的早期脉络与演变轨迹。 第一章：思想的黎明——先秦时代的文学观念雏形 本章将目光聚焦于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先秦时期。尽管当时尚未有“文学”这一明确的范畴，但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却孕育了大量与文学创作、接受、评价密切相关的观念。 儒家与“文”的道德化： 儒家思想视“文”为“质”的补充与修饰，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对《诗经》的推崇，不仅在于其教化功能，更在于其“思无邪”的道德准绳。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种精神境界的呈现，本身就蕴含着对艺术感染力的认知。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不必及我，商也不及我”，这种对弟子才能的区分，也间接涉及到对语言表达能力和艺术特质的评判。《论语》中关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辞之于公也，行之于朝也，言之于国也，而民不信，则失矣”等论述，都将“文”与实际效用、社会功能紧密结合，初步确立了文学的功利性与社会性观念。本章将深入剖析《诗》《书》《礼》《乐》等早期经典中蕴含的“文”的含义，以及“乐”在儒家思想中的独特地位，探讨它们如何为后来的文学批评奠定道德评价的基础。 道家与“言”的超越： 相较于儒家对“文”的实用化与道德化，道家则提出了对“言”的深刻反思。《道德经》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将“道”置于语言文字之上，暗示了语言的局限性。老子所说的“大辩不言”，并非否定语言，而是指向一种超越具体言辞的、更深层次的交流和体悟。“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自然现象的短暂，似乎也在暗示着世俗言语的虚浮。庄子更是将“言”的相对性发挥到极致，其“齐物论”中，“朝三暮四”、“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于河，不过满腹”，通过对不同视角和标准的运用，消解了绝对的价值判断。然而，庄子也并非全盘否定语言，其《逍遥游》中，惠施“非其果”、“非其时”的诘问，恰恰体现了对事物特征及其恰当表达的关注。《应帝王》篇中，列子御风而行的描述，以及“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更是通过生动形象的叙事，传递出深刻的哲理。本章将重点分析道家对语言的认识，如“得意忘言”、“象罔”等概念，以及庄子寓言的艺术手法，探讨其如何开启了对文学象征性、意境创造以及“言外之意”的早期认知。 墨家与“辩”的逻辑： 墨家以“兼爱”、“非攻”为核心，其思想强调逻辑与辩论。在墨家看来，“言”的价值在于其是否合乎“辨”（辩论）的标准，即是否符合“说”（论证）的原则。墨子提出的“三表”（上察先王之道，中察国家百姓之实，下察散异譬अनुमान）和“三辩”（揣、度、效）等方法，虽以论证为主要目的，却也间接训练了人们对语言的精确性、逻辑性和说服力的敏感。对“巧言”、“乱辞”的批判，也反映了对语言欺骗性和虚浮性的警惕。本章将考察墨家在辩论理论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以及其如何从功利和逻辑的角度审视语言的有效性，为后来文学批评的“论”打下一定的基础。 法家与“说”的策略： 法家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其“说”指的是君主施政的说辞与策略。韩非子在《说难》《孤愤》等篇章中，详细阐述了君臣之间“说”的艺术，强调“审言”、“知势”、“察心”。他认为，君主听取臣下的意见，需要“听其言，观其行”，并通过“参伍”来检验言辞的真伪。这种对言辞真伪的辨别，对君主权谋的考量，虽然脱胎于政治，但其中对语言的洞察，对言辞背后动机的揣测，以及对言辞如何影响听者心理的把握，都为后来的文学批评提供了关于“说服力”和“真实性”的早期思考。本章将分析韩非子等法家人物关于“说”的论述，探讨其如何从政治权术的角度，审视语言的效力与技巧，为文学的“说服”和“感染”提供某种借鉴。 第二章：典籍的阐释——汉代经学的文学解读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经学成为重要的学术思潮，深刻影响了文学的品评和理论。本章将深入探究汉代经学家如何通过解读经典，形塑了早期文学批评的诸多重要观念。 《诗》学的兴盛与“风”“雅”“颂”的解读： 汉代《诗》学的繁荣，是本章的重点。毛亨、毛苌的《毛诗》成为主流，他们对《诗经》的解读，不仅仅是文字训诂，更是一种价值判断。对“风”的解读，侧重于民风民情、感时伤事；对“雅”的解读，强调王政教化、宫廷之音；对“颂”的解读，则归于宗庙祭祀、歌功颂德。这种对《诗经》体例的划分，已经隐约包含了对不同文学体裁及其功能的初步认知。此外，郑玄、服虔等人的《诗》学，也从不同的角度对《诗》进行了注释，尽管其中掺杂了不少牵强的附会，但对诗歌的“言志”、“感兴”的强调，对“比兴”手法的早期认识，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本章将梳理汉代几家主要《诗》学流派的观点，分析其对诗歌的“教化”、“风俗”、“政治”等方面的侧重，探讨“诗言志”观念的初步形成。 辞赋的勃兴与文体批评的出现： 汉代是辞赋的黄金时代，雄浑华丽的辞赋创作，引发了对文体的自觉思考。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等，虽然意在讽喻，却也展现了辞赋对铺张渲染、夸饰描写的运用。刘向的《别录》和班固的《两都赋》序，对当时文坛的状况进行了梳理和评价，虽然其评价标准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对文体特征的关注，对作品优劣的区分，已显露出文体批评的萌芽。本章将考察汉代辞赋创作的特点，以及扬雄、班固等人对辞赋的评价，分析他们如何从内容、形式、语言等角度，对辞赋这一文体进行初步的品评，开启了对文学体裁的自觉关注。 经学视野下的文学评价： 汉代经学家普遍认为，文学作品应符合经学的道义，故而常常将文学作品的价值与其是否符合“道”挂钩。例如，对于《尚书》的解读，就牵涉到对“政论”的评价，而对于《春秋》，则是一种对历史事件的褒贬。这种经学化的文学评价，虽然限制了文学的独立性，但也为文学的“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司马迁的《史记》，虽然是一部史书，但其叙事技巧、人物塑造，以及对历史事件的褒贬，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并受到了后世的广泛关注。本章将探讨汉代经学对文学评价的影响，分析学者们如何在经学框架内，对历史记载、政治言论等进行文学性的解读和评价，以及这种解读如何塑造了后世对文学的期待。 第三章：风骨与神韵——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而又充满创造力的时代，玄学的兴盛，士人的风骨，以及文学自身的独立发展，共同促成了文学批评的飞跃。本章将聚焦于这一时期，探讨其文学批评的独特贡献。 玄学与“言意”之辨： 魏晋玄学的核心在于对“有”与“无”、“言”与“意”的深刻探讨。王弼对《周易》的解读，强调“得意忘象”、“以无为本”，这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文学理论。竹林七贤的放诞不羁，与他们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息息相关。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虽然是关于音乐的，但其中对“声”的本质的探讨，以及对“心”的感应的描述，无疑是对艺术感染力的深刻思考。本章将深入分析玄学思想中关于“言”与“意”的辩证关系，考察其如何影响了人们对文学作品“神韵”、“意境”的追求，以及“得意忘言”的审美取向。 建安风骨与曹氏父子的文学地位： 建安文学以其“骨气”和“慷慨”著称，曹操、曹丕、曹植父子是其中的代表。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丕的《燕歌行》“翩翩吹女，何有？出门未远，而风雨暴起”，曹植的《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都展现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和时代精神。这些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文学创作的自觉，以及对“风骨”这一文学品质的重视。钟嵘的《诗品》，更是对建安及魏晋诗歌进行了系统性的品评，提出了“五言七言”、“体裁”、“风骨”等重要的批评范畴，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里程碑。本章将重点分析建安文学的特点，以及钟嵘《诗品》的理论贡献，如“神”、“思”、“骨”、“兴”、“比”、“赋”等范畴的提出，探讨其如何构建了早期诗歌批评的评价体系。 品评与鉴赏的兴起： 魏晋南北朝时期，品评鉴赏活动日益兴盛。士人们聚会唱和，相互品评，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尚。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文献，他系统地阐述了创作的动机、过程以及文学作品的特征，提出了“思”、“辞”、“韵”、“律”等概念，对文学创作的“匠心”和“妙笔”进行了深入的论述。陆云、刘义庆等人的作品，也体现了对文学创作的思考和对作品的鉴赏。本章将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品评鉴赏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文赋》等重要理论著作的核心观点，以及士人们对文学作品的鉴赏方式，探讨其如何推动了文学批评的专业化和理论化。 结论：源流的启示与文学批评的未来 本书并非为一部具体的“说文学”著作立传，而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源头的追溯，揭示了构成“文学”概念及其批评意识的多元文化土壤。从先秦诸子关于“言”与“道”、“文”与“质”的早期思考，到汉代经学对“诗言志”的解读，再到魏晋南北朝士人对“风骨”、“神韵”的自觉追求，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如何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逐渐积淀、演变，并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 《说文学》源流考略，旨在为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提供一个更深邃的历史维度。它让我们看到，那些看似零散的古代思想片段，是如何汇聚成强大的思想洪流，滋养了后世的文学批评理论。本书的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任何一种成熟的理论，都离不开其深厚的历史根基。对于当下文学批评的探索，回溯源头，汲取智慧，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这些源头的深入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文学的本质，更准确地评价文学作品，更深刻地理解文学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 本书的写作，力求避免时下流行的理论术语的堆砌，而是以朴实、自然的语言，引导读者走进古代思想的世界，去感受那些先贤们关于文学的智慧光芒。我们相信，这部“源流考略”，将为所有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份深入而富有启发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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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在现代信息爆炸时代成长的读者，我越来越珍视那种能提供稳定知识体系的书籍，而《说文学》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坚实的基座。在这个人人都可以发声的时代，区分“喧嚣”与“经典”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本书像是一面清晰的镜子，它帮助我回溯到文学精神的本源，明确了哪些是值得我们长期坚守的审美价值和人文关怀。它不只是在讲述“过去发生了什么”，更是在提炼“过去对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这种由“事”及“理”的升华，让阅读体验不仅仅停留在知识的获取层面，更上升到了对文化身份和个体审美的再确认，这对于构建一个成熟的阅读观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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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对我来说，像是一场与古代智者的私密对话，它既保持了学术的精准度，又在关键时刻流露出一种文人的温润与洞察力。它没有使用过分生涩的“术语堆砌”，而是用一种非常克制但极具穿透力的笔触，将复杂的理论和漫长的演变过程娓娓道来。我尤其欣赏它在论述某个重要转折点时所采用的对比手法，将前后文脉的差异性处理得十分得当，让人能清晰地捕捉到文学思潮是如何在新旧交替中完成自我革新的。这种叙事节奏的张弛有度，使得即便是涉及大量史料引证的部分，读起来也不会让人感到枯燥乏味，反而有一种抽丝剥茧、拨云见日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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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的装帧和排版真是让人眼前一亮，那种沉稳中带着古朴的气息，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我是一个对书籍质感有很高要求的人，这本书的纸张选择和印刷工艺都体现出了出版方对文化传承的敬意。装帧设计上，那种留白的处理，仿佛能让人从中感受到作者对文学脉络的梳理是多么的细致入微。我总觉得，一本好书，光是捧在手里的感觉就应该是一种享受，而《说文学》在这方面无疑做得非常出色。它的整体视觉感受是内敛而大气的，符合它探讨的主题——对文学源流的追溯，这需要一种超越浮躁的姿态。我特别喜欢它字体选择的考究，在不同的章节，字体仿佛也在无声地述说着时代的变迁，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引导，让读者在阅读内容之前，就已经在视觉上完成了对历史长河的初步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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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翻阅这本大部头，我最深刻的感受是作者在进行学术梳理时的那种近乎偏执的严谨性。它不是那种蜻蜓点水的概述，而是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探险家，深入到文学历史的每一个岔路口进行勘察。我能想象，为了完成这样一部作品，作者一定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精力，去核对那些散落在不同时代文献中的只言片语。这种“考略”的深度，让我作为一个长期关注此领域的读者，感到非常受用。我常常在想，当我们谈论文学的“源”时，到底指的是什么？是第一个文字的出现，还是第一段有意识的叙事？这本书似乎正是在试图回答这些宏大而又具体的哲学命题，它不满足于主流叙事的定论，而是不断挖掘那些被时间尘封的细微线索，这才是真正的学术探索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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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的阅读感受来看，这本书展现出了一种罕见的宏大视野和细腻笔触的完美结合。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成果，更像是一张精心编织的文学地图，清晰地标识出了各个重要时期的文化坐标。我感觉自己仿佛跟随作者的脚步，穿越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去触摸那些文学巨匠们思想的脉搏。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许多快餐式读物无法给予的。它要求读者投入时间与心力，但这种投入的回报是巨大的——它给予的，是对一个伟大艺术门类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这种理解的价值，是无法用市面上的畅销排名来衡量的。这本书，无疑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案头必备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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