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尔·波德莱尔（1821—1867）在法国诗歌乃至欧美诗坛上的地位是划时代的，他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被称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恶之花》（1857）是波德莱尔的代表作，也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创新之一在于他描写了大城市的丑恶现象。在他笔下，巴黎风光是阴暗而神秘的，吸引诗人注目的是被社会抛弃的穷人、盲人、妓女，甚至不堪入目的横陈街头的女尸。波德莱尔描写丑和丑恶事物，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他认为丑中有美。与浪漫派认为大自然和人性中充满和谐、优美的观点相反，他主张“自然是丑恶的”，自然事物是“可厌恶的”，罪恶“天生是自然的”，美德是人为的，善也是人为的；恶存在于人的心中，就像丑存在于世界的中心一样。他认为应该写丑，从中“发掘恶中之美”，表现“恶中的精神骚动”。波德莱尔在描绘人的精神状态时往往运用丑恶的意象。以《忧郁之四》为例，诗中出现的意象全部是丑的：锅盖、黑光、潮湿的牢狱、胆怯的蝙蝠、腐烂的天花板、铁窗护条、卑污的蜘蛛、蛛网、游荡的鬼怪、长列柩车、黑旗。这些令人恶心的、丑陋的，具有不祥意味的意象纷至沓来，充塞全诗，它们显示了“精神的骚动”。总之，波德莱尔以丑为美，化丑为美，在美学上具有创新意义。这种美学观点是20世纪现代派文学遵循的原则之一。

创新之二在于展示了个人的苦闷心理，写出了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悲惨命运。在诗歌中表现青年的这种心态，是别开生面的。浪漫派诗歌表现爱情的失意、精神的孤独、政治上的失落感，在挖掘人的深层意识方面仅仅是开始。波德莱尔从更高的意义上来理解忧郁，他认为美的典型中存在不幸。忧郁是《恶之花》要表达的最强音。从整部诗集来看，诗人写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压抑处境。忧郁像魔鬼一样纠缠着诗人。忱郁是对现实生活不满而产生的病态情感，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青年一代命运不济，寻找不到出路，而陷于悲观绝望的心境，正如诗集初版时广告的说明和评论所说的：《恶之花》“在于勾画现代青年的精神骚动史”，“表现现代青年的激动和忧愁”。

忧郁苦闷这种精神状态是诗人身世经历的产物。他的一生是一系列悲剧的组合。波德莱尔六岁丧父，母亲改嫁。波德莱尔不满于母亲的改嫁，与继父关系一直不好；继父严厉而狭隘，使敏感的孩子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波德莱尔读书时忍受着忧愁和孤独之苦，上大学时生活放纵，以反抗家庭的管束。为此，他的家庭要他到印度去旅行，他由于思乡而半途返回。不久，他把父亲的遗产花光了，只得自食其力，写作文艺评论和诗歌。1848年革命曾经激发起他的革命热情，随着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他又消沉下去。他的不满现实和反抗情绪，正是当时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心态流露。《恶之花》表现的就是这种精神苦闷。

波德莱尔有一套诗歌理论，运用到《恶之花》中。首先是通感，同名十四行诗指出了不同感觉之间有通感：“香味、颜色和声音在交相呼应。”随后诗歌作了具体的阐发，表明一切感觉是相通的。在其他诗歌中，波德莱尔提出诗歌应该同别的艺术相通（《灯塔》、《面具》）。波德莱尔认为通感是一种“联想的魔法”，属于“创作的隐蔽法则”，艺术家由此能够深入到艺术的更高级的殿堂。雨果称赞波德莱尔“创造了新的颤栗”。

波德莱尔主张运用“艺术包含的一切手段”，他主要运用的是象征手法：以具体意象去表现抽象观念，其含义是丰富的、复杂的、深邃的，具有哲理性。在他笔下，时间、美、死亡、偶然、羞耻、愤怒、仇恨……都拟人化了，也就是运用了象征手法。为了捕捉大量的意象，诗人需要发挥想象：“想象是真实的母后。”波德莱尔将想象看作各种才能的母后，认为是天才的主要品质，能把抽象的精神现象和各种概念以具体的意象传达出来。

波德莱尔在诗歌创作上的创新欲望是非常强烈的。他一开始诗歌创作，就明确意识到要理解艺术的“现代性”。所谓“现代性”，就是要从现实生活中抽取出具有历史性的内容，抽取出反映现代本质的具有诗意的东西，也就是从现时事物中抽取出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这种现代意识，是导致他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取得杰出成就的主要原因。

波德莱尔十分注意语言的锤炼，挖掘语言的宝藏。他反对写长诗。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写道：“一首没有瑕疵的十四行诗，抵得上一首长诗。”这句诗可以用作波德莱尔的座右铭。《恶之花》中以十四行诗和短诗组成，体现了他的这种主张和锤字炼句的功夫。

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 1821-1867），法国诗人。作品有诗集《恶之花》和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另写有大量文学和美学论文。他被认为是使欧洲人的经验方式和写作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作家，他的美学理论在诗歌和艺术史上是一个重大转折点，是现代主义各流派灵感与理论的不尽泉源。

郭宏安，1943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原籍山东莱芜县。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该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