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说：我要在白纸上画下笨拙的自由，和不会流泪的眼睛。 自由的突然到来令人不知所措。那还是上高中的时候，十几年前，我们突然发现不用跳集体舞了，可以跳一种名叫迪斯科的东西。我们知道，自由来了。 但是迪斯科怎么跳呢？班上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于承认自己不知道，更没有人公开交流心得。是啊，当自由来临，谁好意思说自己不知道自由是怎么回事？ 估计不少同学都在家偷偷苦练，因为我就在家苦练来着。我理解的迪斯科，无非是穿着喇叭裤的长发青年的一种扭屁股体操。这个理解是不错，可惜我的屁股除了从小作为紧密联络父子感情的纽带，似乎没有受过别的训练。因此，当我看见镜子里那个屁股扭得像极了动画片的时候，简直就快哭了。我不想丢脸，不想让同学们说，看啊，这小子连屁股都扭不好，还算什么现代青年。在我十几岁那个年纪，其实是不在乎屁股的表现的，但我在乎自己是不是现代青年。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对那个年代的现代青年来说，似乎屁股比脑袋更要紧。我们己经约好，新年班会一结束，便去天安门广场跳迪斯科。那是我们自发的成人典礼。一位家长率先崇洋媚外的女生答应提供一台板砖录音机。 真的，我平生第一次从镜子里仔细端详的身体部位，居然是屁股而不是脸。但那个可恶的屁股简直就像别人的屁股，或者说是借来的屁股，根本不听使唤。它总是被一种我无法控制的力量搬运到出人意料的方位，然后又以必须用函数方能计算出来的轨迹移动到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位置。简而言之，研究那个屁股的运动，完全可以作一篇数学博士论文。但我的数学一向很糟，所以可以想像，我驯服不了那个屁股。更要命的是，那时候我家还没有录音机，因此只能用嘴伴奏，而屁股的运动又完全打乱了嘴上的鼓点。真是一团糟。我都绝望了，准备以一个最笨拙的屁股出现在新年午夜的天安门广场。 于是我们终于来到天安门广场。那是1985年12月31日的午夜。我们以傻小子睡凉炕的精神站在广场最醒目的位置，打开板砖录音机，然后是一脸神圣的面面相觑。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幕，我们盼望己久的自由就这样到来了。后来我翻过很多书，才发现当自由突如其来的时候，所有人的反应竟然都很相似。 音乐声把几拨夜游的大学生吸引过来。这些素不相识的人，由于当时的表现，我将对他们保持终生的敬意。这要是小痞子就坏了，可以想像，一帮高中生自发的成人典礼将会面临什么结局。幸好是大学生，他们没有嘲笑起哄，甚至没有冷眼旁观，而是说了句“一起跳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圈子。没一会儿，同学们中间最出色最活泼的几个女生开始跳舞了。那真是可堪回忆的美妙身影，羞涩，略带点试探的味道，她们的舞姿被灯光裁剪得那么单薄，仿佛雪花飘落下来。男生们终于也蠢蠢欲动了，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因为我们分明看见自己的屁股无一例外地长在了别人身上。 必须承认，屁股的归属问题很长时间地左右了那场露天舞会的气氛，幸好我们没有看见一张幸灾乐祸的脸孔。当屁股们渐渐归位的时候；我们终于意识到那属于自己的世界看上去有点眉目了。那就是自由吗？就算是吧。 那笨拙的自由啊。 事实上，我的屁股从来都抱着一种不合作态度。我由此也相信了一句话：屁股决定脑袋。至少在我们开始追求自由这件事上，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它的真理色彩。后来我多次去迪厅蹦迪，但屁股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直到有一天望着台上的领舞小姐发呆，才突然明白屁股问题是个假问题，跳迪斯科本质上是腰的问题。而那时，我己经没有兴趣弄清楚腰和屁股的区别。李宗盛说“青春就是长长的风”，我倒宁愿觉得青春就是永远弄不懂的屁股。当你搞掂自己的屁股，岁月也快把你搞掂了。这时候你号称开始用脑子，开始理智地思考；而那笨拙的自由啊，已经被风吹走了。

李方，生于1968年，1991年北京大学毕业，现供职于中国青年报社，从事评论工作。自称具有古典自由主义倾向，颇务杂学。朋辈称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自嘲曰“中不通人和”。业余主持一个具有开明言论空气的网络论坛（www.cyol.net中青在线“青年话题”论坛）。一个姿态平和的异数，追求自由不羁的表达，拒绝被把堆儿归类。“我想在白纸上画下笨拙的自由，那是心灵探索的曲线；对于墙和告示牌，我只是轻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