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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外文出版社

作者:向红笳

出品人:

页数:273 页

译者:

出版时间:1997年1月1日

价格:18.80元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119019802

丛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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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风云：中国古代史学流变与典籍整理的百年探索 内容提要： 本书深入剖析了自先秦至清末，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演变脉络，重点聚焦于史料的收集、整理、编纂范式的确立与革新。通过对《史记》、《汉书》开创的纪传体到《资治通鉴》所代表的编年体，再到地方志、史馆史书的体例研究，勾勒出中国传统史学在叙事结构、史料批判与政治功能上的复杂张力。同时，本书以近现代学术转型为背景，详尽梳理了清末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学人如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边疆民族史料的抢救性整理与开创性研究，揭示了“古史新证”思潮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冲击与重塑。全书旁及重要史料的校勘、流传与版本差异，旨在为理解中国古代历史叙事传统的深层结构，提供一套扎实的文献学与思想史的考察框架。 --- 第一章：史学肇始与先秦诸子的历史观 本章追溯中国史学思想的源头，探讨上古时期的口头传统如何逐步凝结为文字记载。重点分析《尚书》与《春秋》作为早期官方与私家史学的代表，其文本结构、政治伦理的渗透以及对后世史学观念的影响。 1.1 早期文献的史学意涵： 考察“天命转移”观念在早期史事记载中的体现，以及这种观念如何塑造了君王叙事的合法性基础。对《左传》、《国语》的深入分析，揭示春秋末期史家在记录历史事件时，已展现出对人物言行、因果逻辑的初步探究精神。 1.2 诸子百家的史学定位： 阐释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在认识论上对历史的界定。儒家强调“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典范作用，将其史学观置于维护周代礼制秩序的框架内；而法家则以历史为鉴，服务于当世的政治改革。这种思想多元化，为后世史学提供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分析工具。 第二章：汉代史学的集大成与体制的确立 汉代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关键转折点，纪传体这一宏大叙事范式的确立，标志着史学从注重事件记录向注重人物评价和制度考察的重大转变。 2.1 司马迁的史学革命： 详细研讨《史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着重分析“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如何有效地融合了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与地理史，及其在人物评价上的独立性和深刻性。 2.2 班固的官学化倾向： 对比《汉书》与《史记》的差异，探讨班固在继承与修正中的体现。重点剖析《汉书》对“经学”传统的强化，以及“帝王叙事”在官方史学中的日益固定化，为后世“二十四史”树立了不可逾越的体制标准。 2.3 史官制度的成熟与地方史的兴起： 考察光武以来，中央史馆的设置、史料的征集与校勘流程，以及地方豪强对郡国志的编纂，展示了史学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制度性地位。 第三章：魏晋南北朝：史学流派的分野与变迁 这一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史学开始出现明显的政治化和地域性色彩，同时也孕育了注重史料辨伪和叙事技巧的萌芽。 3.1 褒贬之辩与史学倾向： 分析南朝史家（如裴松之）在注疏中对史料的取舍和辨析，体现出对史学客观性的初步追求。探讨北朝时期，受北方民族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以“国史”为核心的独特史学视角。 3.2 史学编纂的艺术化： 考察陈寿《三国志》以纪事本末体为基础的朴实风格，与后世裴松之注的融合，形成了一种兼具纪传体严谨与史论家洞察的范式。 第四章：唐宋变法：编年体与史学思想的转向 唐宋时期，编年体史书的复兴，以及宋代理学对历史的伦理化解读，是史学思想史上的两大重要发展。 4.1 司马光的历史构建：《资治通鉴》的典范意义： 深入分析《资治通鉴》如何以时间为轴线，系统整合了前代的史料，形成一部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核心目的的巨著。探讨其编年体在叙事连续性和因果推演上的优势，以及其对“治乱兴衰”的史学哲学解读。 4.2 宋代士大夫的史学实践： 探讨欧阳修等在官修史书（《新唐书》、《新五代史》）中对文风、史识的革新，以及他们对传统史学中过于繁复的叙事手法的批判。同时，分析宋代地方乡贤对谱牒、地方文献整理的热忱，体现了士人对家族史与地方史的重视。 第五章：元明清：官修史学的定型与文献学的兴盛 元代中断了官修“正史”的传统，但随后的明清两代，通过对前代史书的整理和修撰，将中国传统史学推向了集大成的阶段，同时文献学进入了精耕细作的时代。 5.1 《明实录》的性质与史料价值： 考察明代皇帝“起居注”向“实录”转化的过程，分析其作为“一代之史”的原始性与局限性，及其在清代官修史学中的基础地位。 5.2 乾隆时期的文献工程与《四库全书》： 详述《四库全书》在征集、编纂、分类过程中对历代典籍的巨大影响。重点分析“纂修”过程中，对敏感文献的删改（“禁毁”），以及这种文化工程对后世史料流传形态造成的不可逆影响。 5.3 清代史学的“疑古”与“考据”： 分析乾嘉学派对前代史书的考证风气，如钱大昕、阎若璩等人对史料细节的辨伪，为后世的现代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学基础。 第六章：近代学术转型：边疆史料的开掘与古史新证 本书最后聚焦于清末民初，在西方史学思潮和民族危机感双重压力下，中国史学如何实现方法论的根本性转型。 6.1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与冲击： 重点阐述西北边疆考古发现对传统史学构架的颠覆性意义。这些出土文献（包括藏文、回鹘文、粟特文等多种语种的文书）如何挑战了以中原汉文史料为中心的叙事模式。 6.2 王国维与“二重证据法”的建立： 详细分析王国维如何将甲骨文、金文与传统文献进行相互印证，开创性地将文献学与考古学结合起来，重建上古史的可靠框架。这种方法论的引入，标志着中国史学真正迈入了现代科学研究的轨道。 6.3 陈寅恪的史学视野： 探讨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中，如何运用多元文化视角和深厚的文献功底，对民族融合、文化变迁进行复杂、非线性的阐释，体现了现代史学对单一“正统”叙事的超越。 本书通过对史学思想、编纂体例、官修制度及文献学研究的层层递进分析，旨在提供一个宏观而细致的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图景，揭示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承担的政治、文化与学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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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刚拿到这本《汉英·英汉藏学词汇》的时候，我有点担心它会是那种枯燥乏味、只有硬邦邦的词条堆砌的工具书。毕竟，藏学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晦涩感。但是翻开内页后，我的顾虑完全打消了。这本书在排版设计上显然是花了心思的。它的双向查询系统设计得非常直观，无论是从汉到英还是从英到汉，查找路径都清晰明了。更值得称赞的是，它没有放弃对文化语境的保留。很多词条后面附带了简短的解释性注释，这些注释虽然精炼，却抓住了核心的文化内涵，避免了纯粹的机械对应可能带来的意义失真。我特别喜欢它对一些与藏地社会结构、世俗法律相关的词汇的收录，这些往往是纯粹的宗教词典容易忽略的部分。这使得这本书的适用范围远超出了狭义的佛学范畴，更像是一本涵盖了西藏文化全貌的速查手册。对于初学者来说，它是一个极好的入门向导；对于资深研究者而言，它是一个快速核对和修正理解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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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常年需要与西方汉学家和藏学家进行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人员，语言障碍一直是我的一个心头大患。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对某些概念的理解，与西方学界使用的特定英文术语之间存在着微妙的隔阂。这本书的出现，极大地弥合了这种鸿沟。它收录的一些近现代产生的、具有特定学术指向性的新词汇，尤其体现了编者的前瞻性。例如，对于一些涉及“建构主义”或“后殖民理论”视角的藏学研究术语，这本书都及时跟进了相应的对等翻译，这在其他一些老旧的词典中是看不到的。这说明编者团队对当前国际藏学研究的前沿动态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在几次国际研讨会中，我都发现，使用这本书作为参考，能让我更精准地把握对方抛出的概念，从而进行更有建设性的辩论和交流。这不仅仅是一本工具书，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我们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通用语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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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我过去对于这种专门针对某一小众领域的词汇手册抱持着审慎的态度，总觉得内容深度有限，可能很快就会遇到“查无可查”的尴尬。然而，《汉英·英汉藏学词汇》彻底颠覆了我的看法。它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对“佛教哲学体系的细微划分”的精准捕捉。比如，对于“五道”或“三界”的不同宗派如何进行概念区分和术语对应，它没有含糊其辞，而是清晰地列出了不同语境下的标准译法。这种对“多重等价”的精确处理，是构建严密逻辑链条的关键。它不仅仅告诉我“这个词是那个词”，更告诉我“在这个语境下，用这个词会更准确地传达原意”。对于我这种需要深入挖掘文本深层含义的读者来说，这种“语境感”的提供，其价值远超一千个简单的词条。可以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的“判别力”而非单纯的“收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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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新出版的《汉英·英汉藏学词汇》简直是为我这种常年与西藏历史、文化、宗教文献打交道的人量身定做的工具书。我手头上的藏文原著和一些老旧的汉文译本经常会遇到一些关键术语的理解偏差，尤其是在翻译一些更偏向于特定教派或地域的专有名词时，传统的大部头词典往往力不从心。这本书的编纂者显然对藏学研究的实际需求有着深刻的洞察。最让我惊喜的是，它不仅仅停留在基础词汇的罗列上，而是深入到了许多学界内部争论不休的概念对译上，比如对于“大手印”或“大手印”的不同英译版本及其细微差别，这本书都有详尽的阐述和对比。这对于撰写学术论文或者进行严谨的文献考证时，无疑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可靠性。我用了两天时间，已经将一些困扰我已久的翻译难题迎刃而解，极大地提升了我处理原始资料的效率和准确性。我强烈推荐给所有从事藏文古籍整理、比较宗教学研究以及西藏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它绝对称得上是案头必备的“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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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汉英·英汉藏学词汇》的实体书拿在手里，分量感十足，但携带起来并不算太沉重，这表明用纸质量相当不错，装帧也十分结实，足以应付我经常在图书馆、办公室和家中往返携带的强度。我尤其注意到它对于“方言词汇”和“地方性术语”的处理方式。西藏地域辽阔，不同区域的术语表达习惯差异很大，传统的宏观词典往往会采用最主流的拉萨腔调，这让研究甘肃或川西藏区资料的我感到有些吃力。而这本书，在特定的词条下，标注出了其主要使用的地域范围或历史时期，这种细致入微的区分，简直是体贴入微。我过去常常需要交叉比对三四本不同的参考资料来确定一个词汇在特定语境下的最佳译法，现在只需要翻阅这本词汇集，很多不确定性就消除了。这种对研究细节的关注，是衡量一本工具书专业深度的重要标准，而这本书显然做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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