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人說戴望舒詩是詩壇的“尤物”，大概是說它美艷而富於可怕的誘惑性吧，自然這是寓貶於褒的。我願意在正麵意義上使用“尤物”這個詞，我認為戴詩美麗而富於感情，有親切、柔美的抒情風格。戴詩的魅力來自他那誠摯而憂傷的感情。他的詩與20世紀20年代臻於高潮的英語係的現代主義詩的重“知性”不盡相同，他的詩主情，情是他的詩的骨子。盡管他很快就拋開瞭浪漫派，而傾嚮於象徵派，甚至後來還傾心於後期象徵派，但他的詩一直有浪漫主義的情愫。他的《詩論零劄》認為詩所錶現的，是情緒的抑揚頓挫，是去掉瞭音樂與繪畫成分的純粹的情緒。他的詩集，無論是《我的記憶》，還是《望舒草》，或者《災難的歲月》，都是抒情和以情取勝的。如果拿40年代成長起來的穆旦的詩加以比較，一個重知性，一個重感情，區彆是很顯然的。番草在紀念戴望舒的文章中曾說，當時他們那一批詩人所喜愛的詩，是兼有浪漫主義的情愫與象徵主義的意象。戴望舒的詩風大體上可以說是象徵主義的，但它沒有象徵主義的神秘與晦澀，更非隻是官能的遊戲。戴望舒的詩是感情的，但不是感傷的。感傷是感情的矯飾虛僞，是感情的泛濫，戴詩裏沒有這樣的東西。所以，在《望舒草》齣版的那個時候，曾經有朋友說他的詩是象徵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內容。杜衡也說戴詩很少架空的感情，鋪張而不虛僞，華美而有法度，的確走的是詩歌的正路。

戴望舒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對政治和愛情作理想主義的苦苦追求，但其結果，卻是雙重的失望。在他的詩中，姑娘的形象往往寄寓著他的理想，而孤獨的遊子的形象則往往是詩人自己。他的詩常常錶現齣遊子追求理想的命定的徒勞，而這裏的特點恰好又是對沒有希望的理想付齣全部的希望與真情。戴望舒曾熟讀法國象徵主義詩人魏爾倫。蘇聯學者契爾卡斯基說過，就多愁善感的氣質說，戴望舒也接近魏爾倫。魏爾倫《無言的歌集》錶達瞭巴黎公社失敗後，不知所措的知識分子苦悶沮喪的情緒，其基調是對於詩人的理想和他周圍的骯髒生活相脫節的悲劇感。戴望舒的詩，則錶現瞭從五四運動激昂地飛騰起來的理想，同淹沒於血泊之中的1925—1927年大革命現實相脫節的悲劇感。他的詩自然不是反抗的和戰鬥的，但也不是環境的奴隸。他的成名作《雨巷》裏的那位丁香一樣的姑娘，顯然受到命運的打擊，但她沒有乞求或頹唐，她是冷漠和高傲的，她仍然是那樣的嫵媚動人，她在沉重的悲哀下沒有低下人的尊貴的頭，像一麵旗子一樣地忍受著落到頭上的磨難。詩人在這裏堅持瞭人的尊嚴和頑強生命力的思想。人和理想，惶惶不安的人和無法實現的理想，這就是戴望舒詩的悲劇主題。

戴望舒（1905.3.5——1950.2.28）現代詩人。浙江杭縣（ 今杭州市餘杭區）人。1923年鞦天，考入上海大學文學係。1925年，轉入震旦大學學習法語。1926年與施蟄存、杜衡等人創辦《瓔珞》旬刊，發錶詩作《凝淚齣門》。1928年與施蟄存、杜衡、馮雪峰創辦《文學工場》。1929年4月，齣版瞭第一本詩集《我的記憶》，這本詩集也是戴望舒早期象徵主義詩歌的代錶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篇就是《雨巷》，受到瞭葉聖陶的極力推薦，成為傳誦一時的名作。

1932年他參加施蟄存主持的《現代》雜誌編輯社。11月初赴法國留學，先後入讀巴黎大學、裏昂中法大學。不過在留學期間，他並不喜歡去課堂聽課，而是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花在瞭翻譯外文著作上。當時他翻譯瞭《蘇聯文學史話》、《比利時短篇小說集》和《意大利短篇小說集》等，另外還研讀瞭西班牙作傢的許多小說集。1935年春天，由於他參加瞭法國和西班牙的一些反法西斯遊行，被學校開除，於是便啓程迴國。1936年6月，與穆時英的妹妹穆麗娟結婚。

1936年10月，戴望舒與卞之琳、孫大雨、梁宗岱、馮至等人創辦瞭《新詩》月刊，這是中國近代詩壇上最重要的文學期刊之一。《新詩》在1937年7月停刊，共齣版10期，是新月派、現代派詩人共同交流的重要場所。

抗日戰爭爆發後，戴望舒轉至香港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並且創辦瞭《耕耘》雜誌。1938年春主編《星島日報·星島》副刊。1939年和艾青主編《頂點》。1941年底被捕入獄。

1949年6月，參加在北平召開的中華文學藝術工作代錶大會。後擔任新聞齣版總署國際新聞局法文科科長，從事編譯工作。195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45歲。安葬於北京西山腳下的北京香山萬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親筆書寫的“詩人戴望舒之墓”。

戴望舒通法語、西班牙語和俄語等歐洲語言，一直從事歐洲文學的翻譯工作，他是首個將西班牙詩人洛爾卡的作品翻成中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