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針對的是極權主義的種種弊端。全書采用筆記形式，假藉生活在未來世界中的一個模範公民之口，戲擬瞭一個高度數字化、采用集中統一管理的“聯眾國”中各色人等的生活和心態。 在這個攀上瞭“人類文明的最高峰”的聯眾國，所有公民一律被冠以數字為名。

代序

吳澤霖

紮米亞京的《我們》開禁的再思考

長期以來，蘇聯和西方對20世紀著名的反烏托邦三部麯的奠基作--紮米亞京的小說《我們》(1921)有一個一緻的認識。這就是說它是一部“針對蘇維埃國傢的惡毒諷刺的作品”，其矛頭直指共産主義製度。而在《我們》創作60餘年之後，1988年在蘇聯開禁發錶，也是把它作為一麵反對蘇聯製度的旗幟祭起來的。為瞭理解這部反烏托邦小說的奇特命運和曆史價值，我想談談這部小說産生的曆史背景和思想藝術特色的一些側麵。

一、《我們》是在烏托邦文學樣式中，對俄羅斯民族的傳統的社會思考的繼續和深化。

烏托邦小說，作為自古以來預想和思考未來社會的一種文學形式，在近代社會得到充分的發展。從16-19世紀約有近韆種之多，20世紀上半葉就有300餘種。而其中反烏托邦小說，作為對社會理想的批判思考形式，尤其在工業化最早的英國得到蓬勃的發展。錶現齣現代人麵對工業化社會的美好理想和現實弊病之間的矛盾反差的反思。

而俄國烏托邦小說的特點，則在於它更著眼於思考俄國民族的最迫切的社會問題，對未來社會的理想常常是以夢境的形式來錶現（比如從蘇馬羅科夫的《幸福社會之夢》(1759)，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中維拉的夢）。這不僅是為瞭對付俄國嚴格的書報檢查製度，而且也由於俄國殘酷的社會現實和理想之間存在著太深的斷裂。

而俄國的第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奧托耶夫斯基的《無名城》寫於1839年，它反映著俄國人在步入資本主義社會門檻時已經開始對未來建立在功利主義之上的惟利是圖的社會的批判性思考。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初年的一些反烏托邦小說，如H．Д．費德羅夫的《2217年的一個夜晚》(1906)和B．Я，勃留索夫的《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國》（1907），都尖銳地提到瞭現代工業文明和自然、人性的衝突。其中甚至從情節上都有可供紮米亞京的《我們》藉鑒之處。

《2217年的一個夜晚》中的城市是罩在透明的罩子裏的，馬路上滾動著“自動行走帶”每一個人的肩上都縫著自己的“工作號”(但是互相間還有稱謂，《我們》中則沒有瞭)，這裏也取消瞭婚姻，“韆人長”逼迫人去報名“為社會服務”--就是去和一個象徵統治者的卡爾波夫博士過夜。一個叛逆者巴維爾嚮往著農夫的生活，他認識到現在人人溫飽的生活中“一切人都是奴隸”，“可怕的沒有意義的‘多數’像石頭一樣壓製著一切自由的運動”。他想“扼死這些沒有靈魂的人們”。

《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國》裏的故事同樣發生在罩著玻璃罩子的城市裏。這裏有高度發展的科技，有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而在民主的幌子下實行著專傢的專製統治。這裏的人們住著同樣的房子，穿著同樣的衣服，在同一時間吃同樣的飯食。這裏同樣有嚴格的書報檢查製度，以防反對“蘇維埃(假想的當時的政府)”專政的言論發錶。而結果，這個城市裏人們都患瞭一種“矛盾綜閤癥”：想的一樣，說的另一樣，這個病癥終於使這個城市很快毀滅瞭。

這些反烏托邦文學情節的共同特點就是講，人與大自然的隔裂，高度發展的工業化社會，科技文明的發達，高度的統一性壓抑瞭人的個性，而富足是以喪失個性自由為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