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亦称尺素、手札，即今之书信，尺牍小品是文人间往还的小简短札。古人写尺牍小品，将其作为诗文之余事，无关宏旨，但道“桑麻”。或写山水风情，或聊读书心得，或抒怀人之思，或叙家常琐事，所谓“达情愫，通款曲”，绵绵细语，拳拳深情。

曾几何时，云淡风轻，写信寄信是我们美丽的约定；曾几何时，月朗星稀，收信读信是我们浪漫的守候。现在，书信渐行渐远，只留下苍茫的影子让我们怀念。拿起这本《锦书云中来》吧，在某一个夏日午后，或某一个落雪的冬夜，坐下来，静静地读，重温那些书信相伴的美丽与温暖。此时，岁月静好。

“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在中国古代散文的大家族中,若想找到一个情调如田园牧歌一样超然，语言如田野的风一样清新，风格如山野小调一样自由的类型，大概非书写闲雅情怀、作为私人信件的尺牍小品莫属。实际上,这里已经包含了两个基本概念：这本选集所选文章的文体特征和审美特征。

我们先说文体特征。一般认为尺牍属于和大散文相对的小品文范畴,是小品文中的一种。不过,尺牍虽然通常被人们归入小品文,其篇幅还是有短有长的。根据小品文篇幅的一般概念,其字数均应在千字以内,超出就难以小品名之了。所以尺牍小品,说到底还是在篇幅上的进一步限制。

尺牍的名称,因其书写的载体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性,产生要早于小品。在纸张发明之前,古人用约一尺长的竹木来书写记事、传递信息,称为尺简、尺牍。也有用丝帛来书写的,称为尺素、尺锦。或许,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篇幅的短小。在纸张被广泛使用后,又产生了尺书、尺翰、尺函、尺笺、尺纸等多种称谓。据历史文献记载,“尺简”最早见于战国时代的《尸子》(卷上),“尺牍”最早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尺素”最早见于汉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其他的称谓都产生于汉代以后。在以上所有称谓中,“尺牍”最为通用。至于“小品”一词,要等到晋代才出现于《世说新语》,晚明才流行起来。

尺牍之“源”已渺茫难寻,“流”则有迹可辨。一种文体的特征,总与其名称和发展源流相关,所以对此也要稍加梳理,才能够明了。它是古代散文中出现较早的文体,大约兴起于春秋战国时代,自汉以来渐盛,在晚明达于繁荣,清代为其余绪。而我国小品文的发展,轨迹虽蜿蜒于先秦,却是在晚唐取得一个较显的成就后,直到晚明才兴盛起来的。其中尺牍小品以其便捷自由的交流方式,迎合了晚明士人交游之风和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需要,在社会上盛行一时,成为晚明小品文中成就较高的部分,流风延至清代,成就亦显。

在后世以尺牍为信件的这一基本含义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自古信函有对公和对私、对上和对下、对内和对外之分,尺牍究竟属于哪一类呢？我们说,一则公函有奏、疏、表、启等,尺牍则用于私人之间的信息交往,尺牍小品尤其如此。二则尺牍既可以用于平辈朋友和家人之间的交往,也可以用于父母和子女、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往。所以,有学者认为尺牍只用于同辈朋友之间,是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形的。

由上所述,这本选集每一篇的字数都在千字以内,范围则全在私人信件之中。下面,我们再进一步品味尺牍小品作为私人信件的审美特征。

主情,是尺牍小品的审美核心。汉乐府有诗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显然这是守候在家中的妻儿,收到了来自远方的家书,信中是丈夫和父亲的叮嘱：要好好地保重自己啊,我非常非常地想念你们。晏几道《蝶恋花》词曰“欲尽此情书尺素”，即尺素是传情的一种重要方式。晏几道的父亲晏殊,则在另一首《蝶恋花》词中,也以“尺素”表现了无法传递相思深情的无限惆怅：“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尺牍兴盛的晚明时期，小品名家钟惺,曾在其选集《如面谈》序中,对尺牍作过这样一番描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既可以面对面交流,也可以不见面交流；既可以促膝谈心,也可以千里通情。不论是哪一个民族的人,都可以领会共同的情怀；不论是骨肉之间还是敌对双方,都可以相信真诚的感情。“情”就这样滋润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我和谐、亲疏联系、远近沟通、心怀释然、恩怨调解,一切皆本于情。古人写信通常有“见字如晤”的话头,这并非客套语,而是写信人真实的心情。在写信时,他心中确实是在和收信人说话。钟惺的尺牍选集以“如面谈”题名,不也正表明了这种情形的存在吗？有所不同的是,在信件的往复中,说话变成了对话,这就使得尺牍逐渐走出了书面语形式,最终形成口语化的表达风格——明清两代尤为如此。

情,有种种不同的表现,而主闲雅情怀,是这本尺牍小品选集的审美要素。我们通常说的闲雅情怀,在这里不是一时之有无,而是古代士大夫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内化外呈的一种人生审美追求。中国古代士大夫自有其精神特质,入世与出世,进取与退避,端庄与飘逸,严肃与恬适,轻松与沉郁……在他们心中总是显得那么纠结,兼以尺牍小品所具有私人性和自由性特点,更难纯而粹之地对其复杂感情加以厘清。比如：诸葛亮《诫子书》中的“宁静”和“澹泊”当属闲雅情怀,但它们与“致远”和“明志”相交织,其实已形成了两个人生主题,通过互补而达成一种高远的人生理想；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在描写往昔的闲情逸致、笙歌靡丽之后,一转而为悲音掩抑,令人陡生丝丝伤感；袁宏道的《答梅客生》始于闲情逸兴不可遏制,却终于败兴而归,其写景抒情的底蕴,实则是追求人生的适意而不可得。如上例子不胜枚举,你说这是闲雅情怀呢,还是别的什么？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闲雅情怀,不论其表现的形态如何,往更深处讲,都出于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远的人生追求，其实是士大夫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人生向往。自然四季的一切景象,生命中的每一场华筵,都可能幻化为内心或喜或悲的对应物。他们对现实的有为或无为,进取或退避,调侃或嘲讽,嬉笑或怒骂,也都缘于超然物欲的崇高追求。因此只以闲雅为审美特征来界定尺牍小品的编选,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因为文学本身就具有非定义所能囊括的特质,更何况要以一个词来提炼一种文学类型的审美感受？

从艺术形式上来说,语短情长,尺幅千里,自然是作为私人信件的尺牍小品最重要的特点,即所谓寄长怀于尺牍(东汉杜笃《吊比干文》)。但以强大的情感交流力量为基础,尺牍小品还形成了其他的写作特点。即如冯梦桢所说：“原夫尺牍之为道,叙情最真而致用甚博。本无师匠,莹自心神；语不费饰,片辞可宝；意不泛涉,千言足述。”(《快雪堂集•叙七子尺牍》)从抒发性灵的需要出发,无腔信口,随心所欲,信手拈来,这就是尺牍小品的样子。在明清时期,更是毫无规矩尺度可讲。

总之，尺牍小品从内到外,皆得以不受唐宋以来建立的散文规范束缚,而成为与言志载道之文大不相同的轻灵之体。我们通过这个选集可以品读到历代文人尺牍小品或深情绵邈,或激情喷发,或思理精警,或感悟深刻,或骈或散，或长或短,或典雅精致或直白如话,或清浅如小溪淙淙流淌或奇瑰如名山矗立、大河奔腾,林林总总、风格各异的尺牍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