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文集第3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诸文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易被忽视的方面，阐发了汉代循吏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魏晋士风的演变同传统儒、道思想的复杂关系，并在此背景之下，重点论述了明清以来商人阶层兴起的渐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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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信息
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
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
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
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几点反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自序
“士魂商才”――《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日译本自序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关于“新教伦理”与儒学研究――致《九州学刊》编者
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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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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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韦伯世俗化的问题只是论证的契子，因为这一问题确有普遍性。后文的论述实为辩难韦伯中国史解释之误，并非对新教和儒家强作比附，相反作者反复强调的正是用西方模式强套中国历史之忌。但是余受胡适影响太深了，还是难摆脱西术分析中国文化不可避免的问题。
评分09年耶鲁课程读的。形似韦伯而自成一派。
评分论历史学与社会学治学方式之差异
评分余氏仿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着重从文化（意识形态）来讲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他的结论与韦伯截然不同，认为，儒家等意识形态能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余氏对该书较为满意，曾经一度想翻译成英文，但后不了了之。
评分余英时认为以中国的研究而论，马克思的整个系统固不可用，其中有些个别观点也必须经过重新改造才能和中国的材料接的上榫。即使是韦伯的开放性的论点，倘非加以适当的调整，也无法生搬硬套。有些新的理论如诠释学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和中国经典诠释的传统互相沟通。但其中另一些怪说如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系统，究竟怎样才能和中国思想史的具体研究结合起来，至今茫然无解，他希望提倡这些怪说的人快点用实践——研究成果——来证明他们的信仰。余英时的这一责问对西方的态度倒很像黑格尔对东方的态度。但关键是，他担忧有志于史学的青年朋友在接触了一些似通非通的观念之后，会更加加强他们重视西方理论而轻视中国史料的原有倾向，当然这个世纪也有反转不知余氏认识到了否，毕竟这是他继承钱穆并超越的必要。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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