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之，中国先秦时期的经典史籍，对后世影响至大。其中孔子所删述的《春秋》以“微言大义”以寓褒贬而著称于世。为《春秋》作传之书，流传至今的古老典籍凡有三部——《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从写作时代和流传情况来看，《左传》作之虽早，在汉代却未立于学官，至三国之后其学始大盛；《公羊传》、《穀梁传》作之虽稍晚，然以其为今文之学，于西汉先后立于学官，甚为汉代学者所重视。

虽然《穀梁传》和《公羊传》同是以问答式解释体阐发《春秋》经义，又同属今文经，但对《春秋》文义的理解却是异大而同小，并常有互为诋讦违逆之处。因而以往研治《公羊》和研治《穀梁》的学者也往往互相驳难，企图压倒对方，以便在学术界取得正统地位。恰好，历代统治者也需要对这两部书加以品评取舍，从中确定一部权威的解释《春秋》的范本，来为自己的政治文化管理服务。这就产生了历史上《公羊》学和《穀梁》学数次争立学官的局面。尽管《穀梁》学总的来说敌不过《公羊》学，但由于它重在宣扬儒家的宗法伦理思想，重视礼治，提倡礼教，较之《公羊》学直截强调拨乱反正，对于强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要温和一些，在社会稳定之时，更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所以西汉宣帝倍加青睐，使《穀梁》学大盛，在一段时间内取代了《公羊》学的正统地位。

另一方面，《穀梁传》和《公羊传》都属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只有侧重点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统治者可以对它们兼而用之。正因如此，汉代将它们并立学官，置博士。唐代把《穀梁传》列为“九经”之一，宋代把它列为“十三经”之一。总之，《穀梁传》作为“春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儒家经学典籍，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和其它儒家经典一道，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体，给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学术和道德观念带来了很大影响。

具体说来，《穀梁传》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它宣扬的思想观念，成为后人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本准则之一。西汉把《穀梁传》视为对头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撰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主要是阐述《公羊传》之说，但也有多处采用了《穀梁传》之义。如《春秋庄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传》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而《春秋繁露顺命篇》中除改动个别字词外，基本上把这一段文字照录下来。东汉郑玄《六艺论》指出：“《穀梁》实兼《公羊》之长而鲜其弊，其说之纯正，七十子之正传也。”而论其“纯正”之说，大抵本于《春秋》义法，大力倡导诸如宗法礼制、宗君重民、尊王攘夷、贵礼贱兵等思想观念，往往深得后世的重视和肯定。如《穀梁传》倡导的民本思想，晚晴学者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卷下指出：“贵民重众，为《春秋》最大之义，而《左氏》、《公羊》皆无其说，惟《穀梁》有之，此穀梁子之卓出二家而独又千古者也。”此说甚是。反观史籍，《穀梁传》的思想确实也被经常引用。如《宋书礼志四》：“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与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礼。’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荐于上帝也。’《穀梁传》曰：‘天子亲耕以供粢盛。’亲耕，谓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籍而报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这是明引《穀梁传》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还有暗用《穀梁传》之义的，如《晋书温峤传》：“王敦举兵内向，六军败绩，太子将自出战，峤执鞚谏曰：‘臣闻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如何万乘储副而以身轻天下!’太子乃止。”温峤所说“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二句，当是化用《穀梁传庄公八年》“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这几句而来。

二是《穀梁传》学风朴实、不言妖妄，下启东汉桓谭、王充反谶纬之学，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在三传中，不但《公羊传》喜言妖妄，《左传》亦多叙鬼神之事，在这点上，《穀梁传》是较胜一筹的。《穀梁传》作为儒家传统文化构成部分，真正做到了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很不简单。另一方面，《公羊》为齐学(公羊高为齐人)，《穀梁传》为鲁学(穀梁赤为鲁人)；《公羊》兼传《春秋》的微言和大义，《穀梁》则只传大义。我们知道，《春秋》用极简练文字，概括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裁断，体现作者的政治规范和道德准绳；所谓大义微言，就是体现在《春秋》里的孔子的政治理想和等级观念。分开来说，大义指诛讨乱臣贼子以戒后世，微言指改立法制以致太平。大义能从《春秋》经文的字句分析出来，所以显而易见；微言则出于主观的推测，不能从文字上来直接推求，所以隐而难明。因此，这也正证明了鲁学的朴实、齐学的夸诞。

三是《穀梁传》对《春秋》的阐释，成为历代注释家注解典籍的训诂材料。如《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的孔颖达疏，《周礼》、《仪礼》的贾公彦疏，《公羊传》的徐彦疏，《论语》、《尔雅》的邢昺疏，《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都有多处引用《穀梁传》。此外，从典籍文本的内容上看，《穀梁传》作为正文训诂的一个范式，已初具后世训诂学的规模，在训诂内容、方法和术语等方面，都为训诂学的日益发展和完善留下优良的传统，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也许正如章太炎《訄书清儒》中所言：“穀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穀梁传》在儒家经学殿堂中向来殆如附录是事实，《穀梁》学向来属于“孤经绝学”也是事实。清人廖平在《重订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之《自叙》中曾坦言：“《穀梁》显于宣、元之间，不及一世。东汉以来，名家遂绝，旧说虽存，更无诵习。范氏觇其阗弱，希幸窃据，依附何杜，滥入子姓，既非专门之学，且以攻《传》为能，末学肤受，喜便诵记，立在学官，历世千载。原夫素王撰述，鲁学独专，俗义晚张，旧解全佚。”于是他冥心潜索，重新自注自疏《穀梁传》，以《史记》为主，会通《三传》，专求大义，明辨义例，详考礼制，十易其稿，终成名作，使几成绝学的《穀梁传》又得以恢宏开新。可惜的是，清末《穀梁》学虽得到最后一位兼通今古的大师廖平的倾力扶持，但也只是辉耀一时，之后不久又渐成绝响了。因此，今日学者倘无“扶微补绝”之心，苦心经营，那么重振《穀梁》衰颓之风恐怕又将是遥遥无期了。

以上主要是在综观中国典籍文化研究历程的基础上，对《穀梁传》的源流、地位、影响作了简单介绍。不难发现，这部经书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起过较为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以来对这部经书的研究鲜有其人，以致今天的一般读者对它知之甚少。

本书的目的，力求在对《穀梁传》这部古老经书的来源、名称、作者、成书时间、流传过程、研究概况、兴废原因、文章风格、传经特色、思想倾向等作比较系统介绍的基础上，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探讨和澄清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问题，并在必要处提出笔者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今天的读者能够重新来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更有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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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之，中国先秦时期的经典史籍，对后世影响至大。其中孔子所删述的《春秋》以“微言大义”以寓褒贬而著称于世。为《春秋》作传之书，流传至今的古老典籍凡有三部——《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从写作时代和流传情况来看，《左传》作之虽早，在汉代却未立于学官，至三国之后其学始大盛；《公羊传》、《穀梁传》作之虽稍晚，然以其为今文之学，于西汉先后立于学官，甚为汉代学者所重视。<br />

虽然《穀梁传》和《公羊传》同是以问答式解释体阐发《春秋》经义，又同属今文经，但对《春秋》文义的理解却是异大而同小，并常有互为诋讦违逆之处。因而以往研治《公羊》和研治《穀梁》的学者也往往互相驳难，企图压倒对方，以便在学术界取得正统地位。恰好，历代统治者也需要对这两部书加以品评取舍，从中确定一部权威的解释《春秋》的范本，来为自己的政治文化管理服务。这就产生了历史上《公羊》学和《穀梁》学数次争立学官的局面。尽管《穀梁》学总的来说敌不过《公羊》学，但由于它重在宣扬儒家的宗法伦理思想，重视礼治，提倡礼教，较之《公羊》学直截强调拨乱反正，对于强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要温和一些，在社会稳定之时，更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所以西汉宣帝倍加青睐，使《穀梁》学大盛，在一段时间内取代了《公羊》学的正统地位。<br />

另一方面，《穀梁传》和《公羊传》都属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只有侧重点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统治者可以对它们兼而用之。正因如此，汉代将它们并立学官，置博士。唐代把《穀梁传》列为“九经”之一，宋代把它列为“十三经”之一。总之，《穀梁传》作为“春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儒家经学典籍，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和其它儒家经典一道，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体，给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学术和道德观念带来了很大影响。<br />

具体说来，《穀梁传》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br />

一是它宣扬的思想观念，成为后人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本准则之一。西汉把《穀梁传》视为对头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撰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主要是阐述《公羊传》之说，但也有多处采用了《穀梁传》之义。如《春秋庄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传》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而《春秋繁露顺命篇》中除改动个别字词外，基本上把这一段文字照录下来。东汉郑玄《六艺论》指出：“《穀梁》实兼《公羊》之长而鲜其弊，其说之纯正，七十子之正传也。”而论其“纯正”之说，大抵本于《春秋》义法，大力倡导诸如宗法礼制、宗君重民、尊王攘夷、贵礼贱兵等思想观念，往往深得后世的重视和肯定。如《穀梁传》倡导的民本思想，晚晴学者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卷下指出：“贵民重众，为《春秋》最大之义，而《左氏》、《公羊》皆无其说，惟《穀梁》有之，此穀梁子之卓出二家而独又千古者也。”此说甚是。反观史籍，《穀梁传》的思想确实也被经常引用。如《宋书礼志四》：“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与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礼。’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荐于上帝也。’《穀梁传》曰：‘天子亲耕以供粢盛。’亲耕，谓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籍而报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这是明引《穀梁传》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还有暗用《穀梁传》之义的，如《晋书温峤传》：“王敦举兵内向，六军败绩，太子将自出战，峤执鞚谏曰：‘臣闻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如何万乘储副而以身轻天下!’太子乃止。”温峤所说“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二句，当是化用《穀梁传庄公八年》“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这几句而来。<br />

二是《穀梁传》学风朴实、不言妖妄，下启东汉桓谭、王充反谶纬之学，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在三传中，不但《公羊传》喜言妖妄，《左传》亦多叙鬼神之事，在这点上，《穀梁传》是较胜一筹的。《穀梁传》作为儒家传统文化构成部分，真正做到了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很不简单。另一方面，《公羊》为齐学(公羊高为齐人)，《穀梁传》为鲁学(穀梁赤为鲁人)；《公羊》兼传《春秋》的微言和大义，《穀梁》则只传大义。我们知道，《春秋》用极简练文字，概括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裁断，体现作者的政治规范和道德准绳；所谓大义微言，就是体现在《春秋》里的孔子的政治理想和等级观念。分开来说，大义指诛讨乱臣贼子以戒后世，微言指改立法制以致太平。大义能从《春秋》经文的字句分析出来，所以显而易见；微言则出于主观的推测，不能从文字上来直接推求，所以隐而难明。因此，这也正证明了鲁学的朴实、齐学的夸诞。<br />

三是《穀梁传》对《春秋》的阐释，成为历代注释家注解典籍的训诂材料。如《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的孔颖达疏，《周礼》、《仪礼》的贾公彦疏，《公羊传》的徐彦疏，《论语》、《尔雅》的邢昺疏，《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都有多处引用《穀梁传》。此外，从典籍文本的内容上看，《穀梁传》作为正文训诂的一个范式，已初具后世训诂学的规模，在训诂内容、方法和术语等方面，都为训诂学的日益发展和完善留下优良的传统，打下坚实的基础。<br />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也许正如章太炎《訄书清儒》中所言：“穀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穀梁传》在儒家经学殿堂中向来殆如附录是事实，《穀梁》学向来属于“孤经绝学”也是事实。清人廖平在《重订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之《自叙》中曾坦言：“《穀梁》显于宣、元之间，不及一世。东汉以来，名家遂绝，旧说虽存，更无诵习。范氏觇其阗弱，希幸窃据，依附何杜，滥入子姓，既非专门之学，且以攻《传》为能，末学肤受，喜便诵记，立在学官，历世千载。原夫素王撰述，鲁学独专，俗义晚张，旧解全佚。”于是他冥心潜索，重新自注自疏《穀梁传》，以《史记》为主，会通《三传》，专求大义，明辨义例，详考礼制，十易其稿，终成名作，使几成绝学的《穀梁传》又得以恢宏开新。可惜的是，清末《穀梁》学虽得到最后一位兼通今古的大师廖平的倾力扶持，但也只是辉耀一时，之后不久又渐成绝响了。因此，今日学者倘无“扶微补绝”之心，苦心经营，那么重振《穀梁》衰颓之风恐怕又将是遥遥无期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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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主要是在综观中国典籍文化研究历程的基础上，对《穀梁传》的源流、地位、影响作了简单介绍。不难发现，这部经书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起过较为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以来对这部经书的研究鲜有其人，以致今天的一般读者对它知之甚少。<br />

本书的目的，力求在对《穀梁传》这部古老经书的来源、名称、作者、成书时间、流传过程、研究概况、兴废原因、文章风格、传经特色、思想倾向等作比较系统介绍的基础上，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探讨和澄清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问题，并在必要处提出笔者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今天的读者能够重新来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更有意义的贡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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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金良，1971年生，南京大学哲学博士（中国哲学），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后（中国美学）。曾任职于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先后师从易学专家张善文、道学专家詹石窗、佛学专家洪修平、美学专家王振复等教授研习中国学术。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华东师大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刊物《道学研究》（香港）和《TRANS-HUMANITIES》（韩国）编委、中国哲学史学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上海管理教育学会会员、上海美学学会会员等。多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易学、经学等专业领域的研究，目前主要从事中国美学教学与科研，研究方向是先秦诸子时间观与审美观、易学与儒佛道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