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变化的实际动力，不能仅仅只关注产品和市场，还必须放眼政治和社会。本书作者智慧而又别具特色地把经济学放入了文化和政治背景之中，为读者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帮助我们理解日常发生的事件，开发更好的风险管理。“我们怎样切合实际地看待这个世界?这是实业界人士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本书是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政治推动世界经济，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我们人类可以在各种可能的前景中进行选择。至于说这些可能性是什么，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决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人们的偏好。对个人来说，一个因素或思想的相对重要性已经是难以确定的了，当有两个或更多的人试图为达到某个目标而进行合作时，情况更是如此。”“有合作的地方就有政治。对政治的这种定义，使我们能够将国家和公司置于舞台中心。我们因此也能够将实业界人士、职业政治家、媒体英雄、学者、金融巨头、大毒枭或少见的圣人组成演出队伍。”以上这两段表述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观的文字是吉林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财富的疆界》一书序言中的几句话。《财富的疆界》(The Frontier of Fortune)是英国《金融时报》和佩尔森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一部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作者乔纳森·斯多利是欧洲管理研究所(INSEAD)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一直是政府、国际公司、银行和服务公司在世界政治和市场问题上的咨询顾问。在加入INSEAD之前，他曾在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工作，并在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写过许多专业评论，还著有一系列的国别研究，这些国别研究经常更新，并被应用于公司地方战略的设计。本书内容恢弘大气，哲理深蕴，同时又能深入浅出，确实是难得的力作。译者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和工夫，基本保持和体现了原著的风采。直到1997年年中，传统智慧认为世界正在从一个大西洋称雄的时代向一个新的太平洋时代所转变。这种对世界的看法认为，这个转变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经济奇迹”。到70和80年代，新兴亚洲虎取得了令人赞叹的快速增长，这似乎证实了前面的看法。这种看法还认为，随着这一趋势的持续，中国的改革工程也将——并带动整个亚洲—在2l世纪成为无人匹敌的领导者。大量的文献在80和90年代出现，解释这一非同寻常的现象。甚至在日本经济90年代初出现停滞后，对亚洲的全球性狂热仍持续不减。欧洲银行家竞相为东亚企业提供越来越多的贷款——这对后来出现的危机产生了重要作用，西方跨国公司倾其全力在亚洲市场上创造令人看好的长期地位。作者在本书中却清晰地告诉人们，到1999年初，谈“太平洋世纪”还为时过早。在他看来，大西洋地区，特别是其两大势力——北美和西欧——从未如此强大过。“太平洋世纪”观的问题是它只考虑了实业和经济的参数，政治因素被忽略了。东亚的发展无疑令人注目，但它并不是20世纪最后25年中上演的全部戏剧。人们对东亚投入了过多的关注，却忽略了南部欧州出现的一系列政治转变。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摆脱了几十年的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转向民主。按作者乔纳森·斯多利的说法，这是20世纪晚期转变的关键性起点。到90年代中期，表现为民主浪潮的这一转变已席卷拉丁美洲、东南欧，并扩展到了东亚，韩国和泰国就是儒教民主化的样板。综观全书，斯多利这本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在其对全球戏剧和及其主要演员的分析中，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洞见。作者对自己和自己的著作是充满自信的，他在自序的结尾强调，“本书是对伽利略的纪念，面对他所处时代的的学术恐怖，他声称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 本书出版后亦深获读者好评，三菱电气(欧洲)总裁彼德·帕克爵士评论说：“这是一部具有超常智慧的著作，正适合我们的需要。关于全球化有许多肤浅的看法，似乎它只是一股经济力量。斯多利智慧而又别具特色地把经济学放入了文化和政治背景之中。这部著作既充满想象、激进彻底又脚踏实地、切实可行，它教会我们理解政治对经济的重要影响。我们必须调整面向未来的时钟。太平洋世纪是50年以后的事。”伦敦商学院教授约翰·斯多普福德也认为：“本书对所有从事国际商务的经理都是一个当头棒喝。理解变化的实际动力，不能仅仅只关注产品和市场，还必须放眼政治和社会。乔纳森·斯多利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帮助我们理解日常发生的事件，开发更好的风险管理手段。本书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