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枋齋學術論集》是作者自1980年以來所撰論文的選集，共收論文27篇，計60餘萬字。內容涉及古音學、古文字學、文獻學、避諱學、敦煌學，以及清代學術與道教等。其中多篇文章曾獲得各種奬項。

作者平生最服膺清代學術，故二十餘年來一直以“實事求是”為自己學術研究的宗旨，以研讀《正續清經解》作為自己學術的立身之本；但同時又極其重視新的研究成果和新齣土的文獻和考古資料。《論集》所收文章，不僅體現齣作者“文不苟作”、“言必有據”的學術信條，也展現齣作者在語言學、經學、古文獻學諸領域中所臻深度與其掌握、運用古文獻的能力。

作者研究上古音，嚮持古方音的觀點，在繼承前人考據方法的同時，將經過整理的語音材料置於先秦兩漢的曆史環境中，充分考慮民族遷徙，地理沿革，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興衰，經學傳承，習俗製度因仍，文學文體發展等因素，進行綜閤的、曆史的研究。《從古方音看歌支的關係及其演變》、《山東古方音與古史研究》、《三禮漢讀異文及其古音係統》、《由甲骨刻辭多字結構說到多諸之音義及其民族與時地》等文章都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整理和利用傳世與齣土文獻所作。尤其是將《周禮》、《儀禮》、《禮記》中的漢讀、異文用現代音韻學原理作全麵、徹底的清查整理，為清儒所未及做。由於方法的獨特及論述的深入、細緻和全麵，已在音韻學界産生一定影響。並獲得上海社會科學優秀成果(1996~1997年)論文一等奬，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二等奬。諸文中所論證的關於形聲字的方音性和層次性，隨著近年齣土簡牘文字的不斷公布，已越來越證明瞭這種理論的正確性。

六篇有關避諱的文章是作者在占有幾萬張避諱資料卡的基礎上所撰寫的。《先秦諱禮析論》綜閤分析漢唐注疏、《通誌堂經解》和《正續清經解》中所有有關三禮論說，用事實對眾說紛紜的十七條諱禮予以考訂，並作齣簡明的界定。《先秦名字、爵號、謚號、廟號與避諱略論》不僅對姬周以來名字關係及起源予以發覆，還就古史學傢長期爭論不休的難題——殷商廟號單雙日乾——用先秦喪葬禮製中的蔔葬、虞祭、廟等節儀來闡述，揭示齣廟號取義於廟日日乾的真實含義，從而使糾纏不清的問題有瞭一個既符閤古代禮製，又名實相符的解釋。避諱從遙遠的習俗漸至形成嚴格的禮製後，不僅對漢語，更在漢字中烙下瞭不可磨滅的印記。《避諱與古音研究》、《唐五代字韻書所反映的唐代避諱與字形》二文深刻揭示瞭這種印記，對嫌諱、同音避諱的聲韻關係、對字韻書所反映的避諱字形等，進行瞭詳細的分析論證。《先秦動態稱謂發覆》則是通過對蔔辭、銘文及大量傳世文獻中動態稱謂的勾稽整理，揭示齣上可名下，下不可名上的稱謂等級製，充分證明避諱禮製在先秦社會中施行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利用避諱字對殘捲進行考釋的《敦煌摩尼教下部贊寫本年代新探》，對學界認定的寫本年代作齣修正，因論證嚴密，其結論已引起國內外關注。

《尹灣漢簡神烏傅箋釋》是對簡牘字形、詞義、用韻以及故事情節的考釋，《東漢肥緻碑考釋》則是對漢碑史實的勾稽，這對民間短賦的流傳和早期道教的認識有很大的幫助。《斯坦因黑城所獲單疏本春鞦正義殘頁考釋與復原》、《黑城文書遼希麟音義殘頁考釋與復原》二文，對現今已佚的宋、遼刻本進行殘捲復原，使學界能夠目睹當時的刻本原貌。《經典釋文單刊單行考略》稽核七十餘種宋元以來公私書目中有關著錄，證明瞭該書自宋初起就是以單刻的形式流傳的，今所存三十捲本是南宋閤刻本，已非宋初原貌。這些結論在敦煌吐魯番研究領域和版刻史上有不容忽視的意義。

有清一代的學術以經學為主，清代的經學著作精華大多保存在阮元、王先謙所編的正續《清經解》中，《正續清經解編纂考》便是對這兩部經學叢書之編纂、流傳、版本以及作者、內容等第一次全麵的考證和梳理。《段玉裁詩經小學研究》將該書在段氏一生中的作用、在清代《詩經》學中的價值作瞭定位，對三十捲原本和臧庸刪節四捲本的來龍去脈作瞭明晰的分理。

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錄杜預《春鞦釋例》不無漏略，《春鞦釋例謚法篇輯說》從《大典》捲一三三四五“謚”字下輯得該書《謚法篇》34謚字計49條，並對《釋例·謚法篇》原貌及與各傢謚法之關係進行探討。《［美］柯蔚南東漢音注手冊三禮資料訂補》對美國著名學者柯蔚南先生的古音學名著《東漢音注手冊》中三禮部分的錯訛與漏略進行匡正補充，共得505條。

《黃庭經》是道教著作的經典，《論集》所收有關的三篇文章，將該道經從文獻學、語言學、書法史等角度作瞭全麵的考訂。《三國誌裴注引書考略》糾正瞭前人考證裴注引書的數目，《唐陸善經行曆索隱》將這位不列於史傳的重要學者的行曆進行勾稽並為立傳，《官奴考辨》則指明王獻之之所以被稱為官奴是因為乖奴(猶今稱乖囡)的音訛。《桃符風俗源流考》猶如一部桃符風俗小史，從起源、內涵、張掛日期、曆代形製一直到春聯的産生，都作瞭深入、細緻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