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新农村"自下而上"信息传播范式研究》主要分为8个部分。第一章为研究介绍，包括选题的缘由、研究目的、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试点村概况，以及国内外相关文献评述等。第二章为新农村“自下而上”信息传播范式提出的依据，包括乡村社会与乡村传播的渊源，乡村社会传播的特点与新变化，农民是信息传播的主体，东、西、中部农民信息行为的特征和当前中国乡村信息传播的形式等。第三章为新农村“自下而上”信息传播范式理论框架，包括乡村传播学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研究、“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范式的内涵、自下而上”信息传播范式理论框架。第四章主要对中西部构建以村委会为主体的信息传播范式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以期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的重要“助手”。第五章主要对西部构建以企业为龙头的多元化科技信息传播范式进行了论证，以盼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帮手”。第六章主要对东部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传播范式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七章主要对东部农村经纪人信息传播范式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第八章为关于新农村“自下而上”信息传播范式研究的讨论，针对不同专题研究，提出一些探讨和建议。
乡土记忆与现代转型：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深度考察 图书简介 本书是一部立足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发展研究视角的深度田野调查报告，旨在剖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定区域乡村社会在经历剧烈经济重构、人口流动和文化冲击后所呈现出的复杂图景与内在逻辑。本书并非聚焦于信息传播的机制，而是将焦点置于社会结构、空间重塑与个体能动性的交织之上，力图描绘出在“现代化”叙事之外，乡土中国在权力、资本与传统之间艰难寻求平衡的真实面貌。 全书分为四个主要部分，层层递进，力求构建一个多维度的乡村社会分析框架。 --- 第一部分：土地、人口与空间重构的地理政治 本部分首先对研究区域（选取了长江中下游某省份的三个不同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程度的村落群）的土地制度变迁及其对乡村空间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描绘。 1. 土地流转与新的阶层分化： 我们考察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不同形式下的再分配过程，包括大户租赁、公司化合作社的介入以及宅基地的闲置与置换。研究发现，表面上的“规模化经营”往往掩盖了新的土地支配关系的形成。部分家庭因教育、技能或初始资本的差异，在土地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农业收入，更深刻地塑造了他们与其他家庭之间的社会关系——传统上的“熟人社会”正被一种基于经济利益的“弱连接网络”所取代。 2. 迁徙的“钟摆效应”与“空心村”的形成： 本书详细记录了“农民工”现象对村庄肌理的冲击。我们区分了长期定居的留守老人、间歇性返乡的“钟摆式”劳动力，以及彻底融入城市的中青年群体。这种人口的结构性失衡，导致了村庄公共事务的衰退、传统互助网络的瓦解，以及老龄化带来的照料危机。通过对返乡者“第二居所”的分析，揭示了他们对乡村土地的“象征性占有”——既不完全依附于此，又难以割舍的矛盾心态。 3. 乡村聚落形态的断裂： 研究深入分析了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与农民自发建房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传统宗族聚居地带的瓦解，新式楼房的拔地而起，如何切断了历史的空间连续性？我们通过对村庄道路、公共空间（如祠堂、戏台、小卖部）的使用权和象征意义的变迁，论证了空间秩序的重组如何反映了权力结构的转移——从宗族权威转向了地方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合谋。 --- 第二部分：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与乡村教育的困境 本部分聚焦于文化传承与现代性观念的冲突，特别是教育在维护或打破阶层固化中的作用。 1. “体面”的追求与教育的“功利化”： 研究发现，在资源匮乏的乡村，教育不再被视为提升个体全面素养的途径，而成为一种风险规避和阶层跃升的唯一投资品。家长们将所有希望寄托于子女进入城市户口体系，这导致了乡村教育内容的彻底“城市化”和“应试化”。我们记录了家长对乡村教师的期望与不满，以及他们如何通过高昂的课外辅导和城市择校，试图将子女“剥离”出乡土身份的困境。 2. 传统仪式与价值观念的消逝： 通过对婚丧嫁娶、岁时节庆等民间仪式的参与式观察，本书揭示了传统价值体系（如孝道、集体荣誉感）在物质主义冲击下的侵蚀过程。例如，攀比式的建房和婚宴支出，已经不再是宗族内部的“面子工程”，而演变成了个体家庭对外部世界（城市亲戚、媒体想象）的“自我展示”，这种“展示性消费”极大地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加速了传统习俗的异化。 3. 口述史与地方知识的断层： 我们试图抢救性地记录那些正在迅速消失的口述历史。然而，研究发现，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老一辈的经验知识（如农耕技术、应对灾害的智慧）已不再被年轻一代视为有用的“知识”，而更像是一种“乡愁”或“故事”。这种知识的代际断层，预示着乡村在应对未来环境和社会挑战时，将更加依赖外部的、标准化的技术与管理方案。 --- 第三部分：治理结构与“嵌入式”权力运作 本部分侧重于分析乡村治理的实际形态，探究国家权力、宗族残余以及新兴精英（如返乡创业者、包工头）如何在村级层面形成复杂的权力网络。 1. “双重嵌入”的村委会： 我们详细分析了村干部在“向上负责”（服从上级指标、争取财政项目）和“向下维稳”（调解邻里纠纷、平衡利益诉求）之间的张力。村委会的决策机制，往往不是基于公开讨论，而是基于对不同利益集团（如大户、老党员、地方能人）的精准平衡。这种“嵌入式”治理，使得政策的执行具有极大的地方适应性，但也更容易滋生寻租行为。 2. 地方精英的崛起与“代理人”角色： 本书关注那些成功“上岸”的乡贤或返乡的成功商人，他们如何利用其经济资本和城市资源，在乡村重建影响力。他们往往扮演着国家政策与村民需求之间的“代理人”角色。他们的慈善行为或基础设施投资，巩固了他们的权威，但也可能导致对集体资源的非正式控制，使乡村权力结构从传统的均质化威权，转向了基于资本的“准寡头”形态。 3. 基层冲突的“非正式解决”： 在法律与制度成本高昂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对矛盾的处理依然高度依赖非正式协商与道德压力。我们通过案例研究，展示了土地边界纠纷、赡养义务冲突是如何通过“德高望重者”或“有权势者”的介入而得到解决的。这种解决方式虽然高效，但其内在的权力不对等性，往往牺牲了弱势群体的权益。 --- 第四部分：情感经济与社会资本的再配置 最后，本书转向对乡村社会情感连接和“社会资本”进行批判性审视。 1. 互惠的疲惫与“人情债”的累积： 传统的互惠网络（如“帮工”、“借贷”）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并未完全消失，但其功能和成本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互惠，现在更多地被功利性的“人情投资”所取代。这种“人情债”的积累，成为维系关系的重要工具，但也导致了社区内部关系的紧张与情感的透支。 2. 消费主义对“好人”标准的重塑： “好人”的定义不再仅仅是勤劳、朴实，更与家庭的经济状况、子女的教育水平以及消费能力挂钩。通过对村民间相互评价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对“体面生活”的共同追求，暂时地压制了内部的阶层分化，但这种“体面”本身就是由外在消费标准定义的，缺乏内在的文化根基。 3. 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新乡愁”的构建： 当代乡村人面临着“乡城二元”身份的撕裂。他们既无法完全融入城市，也无法完全回到传统乡村。这种焦虑催生了一种“新乡愁”——它不是对过去生产方式的怀恋，而是对一个稳定、可预测的、拥有清晰身份标签的“故乡”的想象。本书最后讨论了这种想象如何通过地方志的重修、节庆的复兴以及旅游开发，被建构和消费起来，并指出这种“重构的乡愁”往往是精英阶层主导的、服务于城市需求的文化景观。 --- 总结： 本书旨在提供一个非浪漫化、非灾难化的乡村图景，揭示在宏大的发展叙事下，中国乡村社会如何进行痛苦的、充满张力的社会调适。它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力量如何作用于个体的生活世界，以及在这种重塑中，乡土社会的韧性、矛盾与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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