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农业与工业化(套装全2册)》共分上卷和中下合卷两册。上卷为作者1945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该论文曾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并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1951年在墨西哥出版西班牙文版，1984年修订后出版中文版。该书以中国的工业化为中心目标，从世界范围来探讨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将要遇到的种种问题，从历史文献、统计数据和经济理论等方面重点探讨了农业国实现工业化的基本问题。中下合卷为张培刚亲率弟子历经十余年辛勤探索的理论成果，结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实践，以及体制转型的经验教训，再次系统而深入地对农业国工业化问题进行了考察和比较，可以说是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继承发展。《农业与工业化(套装全2册)》使用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
作者简介
张培刚（1913.7~2011.11），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华外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中华外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引。2011年11月23日，张培刚教授与世长辞。
四个一学生
张培刚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是著名的“四个一”学生：毕业时成绩全院第一；3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第一个拿到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第一个中国人获得哈佛大学最 张培刚高奖———威尔士论文奖。
1929年张培刚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学校的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他当年的报名表。这张修业证明显示，张培刚当年只读了一年半的高中跳级考入武大预科。当时国立武汉大学刚刚成立，招生非常严格，当年的文科班只录取了张培刚一个人。
1941年8月张培刚从香港乘船抵达波士顿，进入康桥哈佛大学。他选择了《农业与工业化》为博士论文题目。张培刚在哈佛的图书馆里申请了不足6平方米的空间，他阅读了德文、法文、英文参考书200多本，涉及到的经济学家就不下180余人，包括了当时经济学中有关的主要论著。张培刚用了9个月的时间，1945年10月写下了英文稿的《农业与工业化》。答辩时，张培刚只用了一个小时。答辩顺利通过，几天后，老师让他改名“peterchandler”填在论文封面，参加威尔士奖的竞争。1949年，他的论文由哈佛大学出版，并成为许多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在老师给他的书单上意外地发现这本惟一一个中国人写的书。
1946年，张培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时，张伯伦还曾邀请他在哈佛任教。一心想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张培刚还是决定回国，应武汉大学邀请担任武大经济系主任。1948年张培刚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担任顾问，他是委员会中位居第四的高级官员，但他却认为这份美差只是个闲职，为了迎接新中国，在解放前夕，张培刚舍弃了600美元的月薪从曼谷再次回到武大。
发展经济学之父
在“文革”中，张培刚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长年与专业无缘，大好年华白白浪费。“文革”结 张培刚束后，张培刚才在华中这所工科院校里开设了经济学专业，张培刚说，自己一直站了30多年，总算有一张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他先后担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978年5月，张培刚被借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担任《政治学辞典》、《外国经济史》的主编。随后，他又成为第一批给国家领导主讲“外国经济学”的专家，并与厉以宁合写了《宏观与微观经济学》，最早把西方经济学（即市场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他通过著作和讲学，全面介绍了西方经济学、西方管理科学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把在抽屉下面藏了30年的英文手稿译成了中文，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的这本书终于开始得到人们的认识。那时张培刚已将近70岁。经济学家胡鞍刚定期要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报告，他在文章中就经常引用张培刚的理论。胡鞍钢说：“张培刚先生早在1949年写那本书的时候，就已经讨论过这些问题，他当时讨论的是三大关系，实际上就是最早我们称之为对外开放的理论。就是农业国必须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从全球化过程中和与工业国之间的交往过程中，获得资金、技术及支持，应当说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张培刚先生已经都做出了一些铺垫。” 张培刚教授[1]张培刚后被推选为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等。1989年他写的《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一文力挽狂澜，拯救发展经济学于垂危之际。那时学术界认为发展经济学走向衰落，张老不仅为发展经济学正名，而且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1990年清华大学的梁小民教授把当年刘易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增长理论》翻译成中文，相比之下张培刚的理论远在刘易斯之上，刘易斯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那是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但是张老的书是把农业作为产业的一个部分，他所要求的不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而是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后来刘易斯也作了反思，刘易斯说，“过去我太重视工业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看来这是错误的。” 张培刚教授[2]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1986年，西北大学教授何练成访美后说，哈佛大学一教授在座谈会上说，张培刚才真正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他提出的要晚好些年，因此他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1998年，张培刚教授的博士点批准下来，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这些学科目前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目录信息
读后感
张老的这本书（其实只是写于二战后的博士论文）写得真的好，花了快三周才读完。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实践性亦非常强。胡鞍钢教授对其评价为：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则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
评分书的封面很简单，简单的只有被麦穗和齿轮包围的书名和作者，可那也是共和国国徽的模样啊。 楚俗信巫不信医，自三代以来为然，今为甚。凡疾不计久近浅深，药一入口不效，即屏去。至于巫，反覆十数不效，不悔，且引咎痛自责，殚其财，竭其力，卒不效，且死，乃交责之曰，是医之误...
评分张老的这本书（其实只是写于二战后的博士论文）写得真的好，花了快三周才读完。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实践性亦非常强。胡鞍钢教授对其评价为：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则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
评分2017年6月7日 ——100/631—— 一边看一边失忆。 2017年6月8日 ——198/631—— 每次遇到这些作者，就感觉特别捉急跟可惜。陈述方式太干，但是明明写得很有诚意，有干货。这时候就恨不得雇十个文案来帮他翻译——中译中。 本来想弃书，硬着头皮再看一会吧。（真的是无论我一开...
评分2017年6月7日 ——100/631—— 一边看一边失忆。 2017年6月8日 ——198/631—— 每次遇到这些作者，就感觉特别捉急跟可惜。陈述方式太干，但是明明写得很有诚意，有干货。这时候就恨不得雇十个文案来帮他翻译——中译中。 本来想弃书，硬着头皮再看一会吧。（真的是无论我一开...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到位，它成功地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微观的个体经验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作者显然花费了大量心血去搜集那些被主流史学轻易略过的“侧面史料”——那些工人的日记、地方报纸上的社会新闻，甚至是当时流行的小说片段。这使得工业化不再是教科书上冷冰冰的生产数据图表，而是一场充满矛盾、挣扎与生命力的真实事件。我尤其欣赏其中对“乡村的消逝”这一主题的处理。它没有将农业简单地描绘成落后和被动的一方，而是细致地展现了农业系统在面对工业资本扩张时的韧性、适应与最终的屈服。这种多层次的叙事，避免了将历史简化为简单的“进步”或“倒退”的二元对立，而是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充满张力的演变过程。阅读时，我多次停下来沉思，思考这种转变对土地与人之间古老纽带的意义，它不仅仅是经济学问题，更是哲学和伦理学问题。
评分此书在批判性思维的应用上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它对启蒙运动后期“科学万能论”的反思尤为尖锐。作者警示我们，将工业进步等同于人类福祉的提升是一种危险的简化。书中通过对早期工业污染、公共卫生危机以及阶级分化的详细描述，有力地挑战了那种认为技术进步本身就必然带来社会和谐的乐观主义叙事。我特别关注其中关于“外部性”的处理——那些未被计入生产成本，却由社会整体承担的环境恶化和健康损害。这本书像一剂清醒剂，提醒我们每一次技术迭代的背后，都隐藏着被忽视的、边缘化的牺牲者。这种对技术异化和发展不平衡性的深刻洞察，让全书的论述远超一般的技术史或经济史范畴，直抵社会正义的核心议题。
评分语言风格的成熟与表达的精准度，让阅读体验非常愉悦。作者的文字沉稳有力，避免了不必要的学术术语堆砌，但在关键概念的界定时又极度严谨。书中对一些关键历史人物的刻画，比如那些白手起家的工业巨子或默默无闻的基层工程师，都充满了人性的复杂维度，而不是脸谱化的英雄或恶棍。例如，对一位早期水力工程师如何平衡地方派系压力与技术可行性的描述，写得如同一个精彩的政治惊悚片片段，充满了张力。这种将复杂的历史细节用清晰、富有感染力的笔触呈现出来的能力，是这本书能够跨越专业界限、吸引广泛读者的重要原因。它既能满足专业研究者的求证需求，也让普通历史爱好者能深入理解那个宏大时代的脉动与挣扎。
评分这部著作在解读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对于技术变革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极为深入的探讨。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机械发明和生产效率提升的简单罗列，而是敏锐地捕捉到，每一次工业飞跃背后，都伴随着深刻的权力转移和生活方式的重塑。例如，书中对19世纪纺织工业化如何瓦解了传统家庭手工作坊的社会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无产阶级如何构建出全新的集体认同，描绘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关于“时间观念”的转变——从农业社会基于自然节律的弹性时间，到工厂制度下精确到分钟的标准化时间——这种看似细微的调整，实则彻底重构了人的主体性。读到这些论述时，我仿佛能触摸到那个时代工人们在蒸汽机轰鸣声中的焦虑与希望。它强迫读者思考，我们今天所习以为常的“效率至上”的逻辑，其历史根源究竟埋藏在何处，又付出了怎样的社会代价。整体而言，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佳的透镜，用以审视技术驱动的变革如何成为社会重构的核心动力，其历史视野的广阔和分析的细腻，令人印象深刻。
评分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能力构建的部分，是此书另一大亮点。作者没有将工业化视为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强调了早期国家机器在资源调配、法律框架建立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书中详尽分析了早期铁路网络铺设背后的政治博弈——哪些精英集团受益，哪些地方利益被牺牲，这与我们今天讨论大型基建项目时的困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对“标准度量衡”和“专利法”的形成历史的追溯，清晰地揭示了统一的市场和可预测的产权保护是如何成为资本积累的必要前提。这种对制度史和经济史的深度融合，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分析深度。它告诉我们，没有坚实的制度“骨架”支撑，再多的技术创新也只是空中楼阁。对于理解现代国家形态的形成路径，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分析模型。
评分没读完，读不下去。
评分没读完，读不下去。
评分农业经济研究，非常棒。
评分没读完，读不下去。
评分没读完，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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