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說：“《詩》、《書》為人人誦習之書，然於六藝中最難讀。”王氏並說自己“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於《詩》亦十之一二。” 王國維為20世紀中國學術之巨擘，由王氏此言，可以想見《詩經》研究的難度。《詩經》中的每一篇都存在著難解的學術疑點，其中最為難讀的又是三《頌》。三《頌》難讀，又不可不讀，不讀三《頌》，就不算真正懂得《詩經》。作為《詩經》的有機組成部分，三《頌》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又是解讀《詩經》其他部分的重要關鍵。《觀堂集林》收錄王國維有關《詩經》的論文六篇，《釋樂次》與《漢以後所傳周樂考》討論周代禮樂之用與禮樂史的問題，其餘四篇即《周大武樂章考》、《說勺舞象舞》、《說周頌》、《說商頌（上、下）》，都是研究《頌》詩的作品。以王氏的治學門徑與學術境界，而在《頌》詩的研究中傾注如此精力，可以想見它的重要。

數十年來三《頌》研究的基本狀況，就筆者孤陋所及，60年代《中華文史論叢》刊登之《周頌考釋》，乃 高亨先生四十年代舊稿，除此以外，僅有零星論著涉及《頌》詩的若乾問題。學者中能傾注全力研究三《頌》者廖若晨星。究其原因，除《頌》詩本身不易解讀外，尚有復雜的社會曆史原因及學術背景。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中國曆史變革中斷瞭以經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學術的傳承秩序，但曆史又沒有及時給包括《詩經》研究在內的中國傳統學術提供順利轉型的條件。清末以降的疑古思潮，助長瞭中國學術與當代政治變革的糾葛交纏，嚴重的民族與社會危機使學術自身受到嚴重的牽纍。在社會發展到足以消化西方傳來的近代思想方法時，其他因素又使學術人格的獨立一度受到嚴重的侵害。民族文化傳統對國傢利益和當代民族文化影響的深層意義終於被較多揭示齣來時，學術史意義上的學術斷層已經達到瞭極為嚴重的地步。

所謂學術史意義上的學術斷層，不是通常所說學術研究群體年齡落差較大的問題。而是指整個學術界在相關領域的研究停滯乃至倒退的現象。這一現象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相當普遍。20世紀初期，前代學術大師們以西方近代學術規範為藍本創立的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體係，至今仍在支配著該領域研究的基本格局。以樂府文學研究為例，梁啓超、羅根澤等人所確定的樂府文學研究的學科範圍，至今仍然在限製著漢樂府研究者們的基本思路。到目前為止，文學史界一般都還將“樂府文學”的概念局限在“樂府詩”的狹小圈子裏，沒有認識到所謂“樂府文學”應即“樂府”所涉及的諸綜閤藝術形態的文學因素，它至少應該包括詩歌、賦體文學、戲劇文學、諧隱文學等文學樣式。實際上，唐代變文、宋元話本小說乃至後世各種說唱文學皆為其所從齣。學術發展的滯後現象，使漢代樂府文學繁榮興盛的曆史事實與當今文學史著作中它所呈現齣來的薄弱境況形成的巨大反差。從文學研究史的角度來看，産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學術界對以《詩經》為源頭的中國曆史時期文學藝術形態基本特徵的錯誤認識。

禮樂文化是中國曆史時期的主流文化形態。它的基本特徵是，既在藝術思維觀照中的各個學科分支上高度發達，又保持瞭原始藝術的生命存在方式，即諸藝術因素、藝術分支之間，藝術與整個社會生活之間乃至藝術、人生與自然之間的不可分割性。所謂天地之文，“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纔，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 （《文心雕龍·原道篇》）反映瞭直到六朝時期，人們對中國古代天人閤一的生存方式尚有認同。然而近代以來，關於“樂”的感性顯現形式――詩歌、音樂、舞蹈相結閤的綜閤藝術形態，學界一般人士在較為錶淺的意義上似有聞知，但多數人對它的前述本質特徵實際並無深刻的認識。反映到《詩經》研究方麵，姚際恒、方玉潤之等人對《詩經》文學價值與文學特徵的理解雖然與古代社會生活實際嚴重隔膜而不得要領，在整個20世紀卻甚得文學研究界的青睞。以上情況造成人們對《詩經》文學價值認知判斷的嚴重偏差。80年代初，筆者在選擇《論詩經大小雅的文學價值》作為碩士論文題目時，開題報告就因為與前述理念的衝突而難以通過。幸賴先師華鍾彥教授全力支持，筆者纔得以走上通往今天的研究道路。撫今思昔，真令人感慨！

選擇三《頌》作為研究對象，比選擇二《雅》更富於挑戰性。然而不索何獲！隻要深入其間，即使在通行文學概論教材的理論框架內剔抉三《頌》諸篇所容涵的文學意味，也能有所得。本書關於《商頌》基本美學特徵與時代審美風尚關係的論述，關於《周頌》篇章結構與名篇特點的分析，關於《魯頌·有駜》與“成相雜辭”藝術形式的異同流變等方麵的探討，都可列入此類。但本書的重點是將《詩經》置於先秦禮樂文化的整體背景下進行考察，從思想史與文化史的角度來觀照中國文學肇始階段的具體形態及其特點，並由此探討中華民族心靈史的一個側麵。這些都可以在本書各章的論述中得以窺見。

皓首窮經是常帶揶揄之意的典故，《詩經》這樣的研究對象提供給我們的試捲，確實窮畢生之力也難以完滿完成。本書的撰寫及其前期工作耗去瞭筆者十數年的大好年華，已經完成的這部書稿卻並非盡如人意。對三《頌》中一些應當解決而且已經具備解決條件的問題，沒有來得及寫入本書。已經完成的部分也還有更進一步完善的餘地。然而作為近代學術史上第一部對《詩經》三《頌》進行較為全麵研究的的專著，它的發錶不但是筆者本人半生的學術總結，至少也能夠給後來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個有價值的參照對象，從這方麵來說，也應該說對學術史有所貢獻。

先師華鍾彥、楊公驥兩教授生前曾在學術上對筆者寄予很大的期望，而筆者這份答捲則顯然是不閤格的，它隻能是警策本人的一個信號，督促筆者在人生與學術方麵終生不倦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