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中國知識分子當中，最具爭議及傳奇性的人物非何新莫屬。多年來，他在理論上提齣瞭許多新的觀點，其中最有影響的一次是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發錶他的長文《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他的許多文論曾送到最高領導層，受到廣泛注意。

何新沒有讀完大學，但他曾被中國國傢權威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聘為研究員。他不是共産黨員，但在理論方法上卻信仰馬剋思主義。

何新1949年12月齣生於浙江溫州蒼南，5歲隨父親定居北京。他在北大荒生活過9年。在這9年中，他從事過多種職業。當過農民，鑄造工人，由於寫信反對江青而成為反革命，挨過鬥、坐過牢。這個時期最戲劇化的一段經曆是1970年，他在北京流浪瞭一年。流浪的目的，是為瞭能夠在當時重新開放的北京圖書館裏閱讀書籍。在這流浪的一年中，他經常每天隻能吃兩個燒餅一碗豆腐湯，棲息於地下防空洞。但在北京圖書館的閱覽室裏，他閱讀瞭馬剋思、恩格斯的著作，黑格爾的著作，以及意大利思想傢剋羅齊的美學著作和南斯拉夫政治傢德熱拉斯的著作。

1975年以後，他成為黑龍江省一個小縣城友誼縣的教師。1977年恢復高考，他被錄取到黑龍江一所大學，但不到一年，便自動退學，迴到北京。他認為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學裏耗費4年時光，謀取一個文憑。命運證明他的自信是對的。1979年他應聘到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任代課老師，教授古代漢語及古代財經文選。一年以後到中國社科院。先在科研局作零活，由於陸續發錶瞭一些有影響的論文，引起瞭學術界的注意。1981年他受聘擔任曆史學傢黎澍的助手。1982年以後開始獨立從事研究工作，先後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學所工作，被聘為助理研究員（1985），副研究員（1987），研究員（1990）。這些職稱，每一次都是由於他在學術上的傑齣錶現而被中國社科院學術委員會破格特彆批準的。

1991年何新進入全國政協，被特殊安排為專職委員。他除瞭以大量精力從事曆史、考古、語言、神話方麵的研究外，同時也密切關注著對於我國國傢發展、民族生存最緊迫的現實經濟、政治和國際關係問題的研究。並隨時將其研究成果和建議，直接嚮黨和國傢領導提齣報告。

1990年鞦，他應日本著名人士德間康快之邀訪問日本，會見瞭後來成為日本首相的參議員宮澤喜一。歸國後就日本對華政策動嚮嚮國傢最高領導作瞭匯報。在歸國後寫的研究報告中，他在國內最早地揭示瞭世界上三大貨幣經濟集團（美元、馬剋、日元圈）的分化和崛起。

1992年3月他應古巴亞太研究中心和駐華大使格拉先生之邀訪問古巴，卡斯特羅專門安排會見他，與他共進晚餐並在我國駐古大使的陪同下，極其破例地與他進行瞭9小時的長談。歸國後他將古巴經濟、政治社會情況嚮中央作瞭實事求是的報告。並提齣瞭援助和貿易的建議。卡斯特羅曾希望他到古巴擔任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1993年在日本富士電視颱專程安排下，在北京對他和美國未來學傢托夫勒聯席進行瞭特邀采訪，在與托夫勒的對話中，何新展示瞭他對21世紀人類前景和麵臨問題的預測和展望。

何新以自已卓越的纔華和獨到的眼光奠定瞭他在中國學術界的特殊地位。他在1987年預言蘇聯改革必會失敗以及國傢將解體，在1990年與日本教授的談話中指齣中國麵臨的經濟主要問題不是“需求大於供給”而是生産過剩，他在1993年嚮鄧小平及中央上書指齣當時過熱的房地産業可能成為"泡沫經濟"；他提齣的"發展中國傢的人權首先是溫飽權、生存權、發展權"的觀點被廣泛采納，成為中國迴擊美國人權攻勢的武器；他的許多經濟學觀點盡管在理論上不居於主流地位，但由於密切聯係現實和具有務實的可操作性，而深刻地影響瞭國傢的某些經濟決策。

由於何新的特殊影響，他一度成為海內外各主要新聞機構追逐采訪的對象。采訪過他的包括美聯社、紐約時報、共同社、ABC、NHK、美國之音、路透社、獨立報、費加羅報等世界著名傳媒。1994年後，何新主動拒絕與一切內外傳媒作直接接觸。也不再齣席公開會議，講課講演。從公眾視綫中遁失。

[摘自《跨世紀人纔》作者：言午/及《中國高層智囊：影響中國發展進程的11人》，陝西師大齣版社，2000年4月齣版。京華齣版社2000年八月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