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原子弹，瞬间，杀死广岛6.4万人。

一次世界大战，6年，杀死世界6000万人。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半个世纪，铁骑踏碎欧亚大陆，屠杀近2亿人。

面对这些数字，我们不寒而栗，仿佛听到躲在战争光芒背后人民的哀嚎和死神的狞笑。与常识相反，从杀人的数量看，死神最趁手的武器越原始威力越大，原子弹比不过机枪大炮，机枪大炮比不过蒙古弯刀。

然而，蒙古弯刀在病菌面前，不过是小儿科。病菌才是最古老的终极杀人武器，战争相比于瘟疫，简直就是和平。

天花是人类唯一一个已经消灭掉的瘟疫，也是最恐怖的瘟疫之一，无法确知它究竟导致了多少死亡，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数字必然是以亿为单位。天花嗜杀儿童。在清代，它导致儿童25%的死亡率；在欧洲，30%的儿童在3岁前死于天花。天花更常与战争相伴，以可怕的死亡嘲笑着人类低效的自相残杀。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欧洲十字军东征、新大陆殖民战争，均与天花相始终。新大陆90%的原居民为天花所杀，几致种族灭绝。

鼠疫的几次大流行，公元前430年雅典鼠疫使全城1/2的人口死亡。十四世纪欧洲鼠疫导致至少2500万人死亡，全欧人口剧减三分之一。中国1232年汴京一城的鼠疫，五十天死亡百万以上。明末华北大鼠疫，死亡超过1000万。整个古代，鼠疫屠戮世界人口总数估计在2亿以上。

2号病霍乱，从印度的恒河出发，在世界范围内六次大流行，死亡不可胜数。仅在印度，就有3800万人死于历次流行。

著名的杀手还有肺结核、疟疾、血吸虫病、流感、白喉、艾滋病、SARS、埃博拉……

在中国，关于瘟疫的记载也是史不绝书。在《清史稿》中，每隔2-4年就有一次大的瘟疫流行，即使和平盛世也不例外。如康熙大帝在位61年，发生瘟疫88次，最多的一年11次，是康熙四十三年，乃是没有任何战争的太平时期。乾隆大帝在位60年，更是太平盛世，也发生瘟疫46次。这些瘟疫没有留下确切的死亡数据，热衷于帝王家事的古代史家多以“人死无算”“十室九空”“户丁尽绝”等冷漠词语一笔带过。医圣张仲景所在的东汉末年，瘟疫导致“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惨象，史家估计死亡约2000万（不含战争因素）。

即便如此，人类仍然没有被灭绝，反而越来越繁荣昌盛。这是因为，人类医学对瘟疫进行了持续至少五千年不屈不挠艰苦卓绝可歌可泣永垂不朽的战斗，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漫长的历史中，战斗的绝大多数是以人类的惨败为结局的，因为人类完全不知道敌人是谁，更不知道敌人进犯的路线和使用的武器。各文明各民族，传统医学大同小异，对瘟疫的原因均狐疑不定，是瘴气、热毒、风、寒、戾气，还是气候异常？更多的时候，古人把瘟疫归之于上天的惩罚。所以古代瘟疫又叫“天行”“天罚”“时行”。当医学完全无能为力的时候，古人就会祈求神的保佑。但神也无能为力。太平道救不了东汉末年大瘟疫，基督救不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佛祖救不了恒河的霍乱。道士、牧师和僧人在瘟疫中和普通人一样，望风而倒。

神既然无能为力，人只有自救。人性和理性的回归，导致文艺复兴，科学之光开始大放异彩，人类扭转了战争方向，瘟疫节节败退，历史上最狰狞的瘟疫如天花、鼠疫、霍乱、疟疾、麻风、脊髓灰质炎、血吸虫病等等，都被科学医学所消灭或完全控制，人类终于获救。

人类医学战胜瘟疫的伟大战争中，涌现了无数的英雄，取得了无数的成果。其中，我们尤其要铭记以下光耀医学史的“人类救星”：

琴纳：发明牛痘术，战胜并最终消灭天花。

巴斯德：创细菌病因说，研制出减毒疫苗，开启人类真正能“治未病”的新时代。

科赫：发现结核、霍乱、炭疽等瘟疫的病原体，并建立证明病菌与疾病因果关系的科赫法则，瘟疫的原因从此不再神秘。

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人类开始拥有对付瘟疫的“神药”。

中国医学在与瘟疫的战斗中并没有缺席，与世界各民族一样，中国的传统医学主要目标也是瘟疫（传染病），从张仲景的《伤寒论》，到金元四大家，到明清温病各大学派，主要是关于传染病的理论和药物，这些并不是徒劳和无意义的；亦如微生物学和抗生素之前的西医。而现代医学传入后，中国医学家们更是积极融入世界抗击瘟疫的战斗中，取得了足以自豪的成就。我们至少要记住并感谢以下四位中国医学家：

伍连德，史上唯一的“鼠疫斗士”，控制东北鼠疫和上海霍乱，中国卫生防疫、海关检疫的鼻祖，也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

汤飞凡，发现沙眼衣原体，是发现传染病病原体的唯一的中国人；制造中国自己的青霉素、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卡介苗、丙种球蛋白、黄热病疫苗，以及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

顾方舟，研制脊灰糖丸活疫苗，是中国2000年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头号功臣。

屠呦呦，作为“523任务”的代表，发现抗疟新药青蒿素，拯救了全世界数百万疟疾病人的生命，获得中国首个自然科学类诺奖。

由于医学科学的伟大进步，瘟疫作为致死原因，已经退居心脑血管病和癌症的后面，人类平均期望寿命从35岁延长到70岁以上，可以说，人类在与瘟疫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尽管还不是最终的胜利。

本书从中西医比较的角度，以一个个疾病为实例，回顾人类战胜瘟疫的漫长而又艰难的历程。其荒诞不经处，每发人深思；其波谲云诡处，总促人警醒；其奇思妙想处，颇令人绝倒；其悲天悯人处，足使人动容。

天罚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执科学为利器，天亦可胜之！我们生活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是多么幸运的事；但如果忘记或者歪曲历史，则不幸也会不期然而至。读完本书，能体会到这一点，则作者之愿足矣。

是为序。

余向东，血液内科副主任医师，1992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六年制）。擅长于各种贫血、白血病、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病、出血性疾病等血液病，以及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骨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等风湿病的诊治。

同时是一名科普作家，反对中医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