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讲述了：聊斋故事集中在几个主要题材上。第一类是揭露题材。首先揭露封建朝政，把持国政的尽是丑物，人越丑官越大，当宰相的“双耳皆背生，鼻三孔”，当大夫的“率狰狞怪异”(《罗刹海市》)，权臣贪污舞弊，结党营私，横行霸道(《续黄粱》)，连皇帝也只用心于斗蟋蟀(《促织》)，似如此君臣朝政焉能不昏暗？其次揭露虎狼吏治，整个统治机器全是虎狼把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梦狼》)。公堂上毫无公理可言，从冥王到郡司和城隍以至小小的隶役，无不为非作歹，残民以逞(《席方平》)，虎狼吏治实际是迫使百姓触刑就犯，强化残暴统治。在这种险恶条件下，豪绅恶霸正好仗势欺人，像金和尚(《金和尚》)、宋御史(《红玉》)、庄公子(《向杲》)之流的行径实在令人发指。蒲松龄这类揭露性铁笔展现出故事深邃的政治含义。

聊斋故事第二类是科举题材。蒲松龄从其切身感受尽情暴露科举制度之可恶和科举士子之可笑。作为封建教化体制，科举不过是一个专门割秀才髀肉的“考弊司”(《考弊司》)，把持科举的所谓“司文郎”考官，尽是“盲于目并鼻盲矣”的目盲鼻塞之辈，从他们眼里不可能选出真正的人才(《司文良郎》)。科场士子则终生沉溺其中，永远处在王子安式的恍惚状态(《王子安》)，可怜兮兮，郁郁而终，就连变成亡魂也得去应试(《叶生》)，其酸腐庸碌之态实在令人生厌。蒲松龄突发奇想，让老虎把这些社会寄生虫逐个吞噬(《苗生》)，可见他对科举厌恶已极。

聊斋故事第三类是婚爱题材，在全书占据重要比例。里面的男女青年都强烈追求自由恋爱，青年女子尤其突出，像鸦头、聂小倩、红玉、黄英等，都积极争取自身的感情幸福。蒲松龄不仅强调他们的性爱追求，而且更强调他们相互拯救的命运结合及其献身精神。像娇娜和孔雪笠，青凤和耿去病，连城和乔生，晚霞和蒋阿端，都是同甘共苦，共抗恶俗。他们不仅是知己，还是知交，蒲松龄强调超越性欲的精神沟通，像娇娜对孔雪笠，连城对乔生，龙女对马骥(《罗刹海市》)，即所谓“腻友”、“良友”，“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娇娜》)。这些都不能不是《红楼梦》男女们的先声。

诚然，蒲松龄决非只是讲个故事娱人耳目，而是想通过故事表述态度和寄寓情怀。所以，他在借鉴史传体叙事的同时，也承袭了史乘的春秋笔法，借“异史氏日”表达立场。他警告皇帝：“天子一跬步，皆关人命，不可忽也”(《促织》)。指责官场“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举世一辙”(《罗刹海市》)。提拔女子等同名相“唐太宗谓魏征更饶妩媚，吾于鸦头亦云”(《鸦头》)。慨叹自己功名不立“顾茫茫海内，遂使锦绣才人，仅倾心于蛾眉之一笑也。悲夫”(《链城》)！这些评论对理解故事旨义颇具引导性。对于一些带警喻性的寓言故事，像不下苦功学道的劳山道士，披着画皮的美妖，“借人命以神其术”的卜者(《妖术》)，蒲松龄都有意味深长的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