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Part of a three-volume set, this text presents selected work of Edmund Burke on English history and political thought. This first volume contains Burke's defence of the American colonists' complaints of British policy and includes "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1770),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1774), and "Speech on Conciliation"(1775). Volume Two in the set consists of Burke's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Volume Three presents his "Letters on a Regicide Peace"(1795-1796). The text includes notes and introductory essays by E. J. Payne.
思想的阶梯：论十九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兴衰与嬗变 （本书未收录《埃德蒙·伯克选集》中的任何篇目） 导言：时代的裂隙与思想的锚点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十九世纪英国思想图景的复杂肌理，聚焦于以“自由”为核心理念的政治哲学在面对工业革命、社会结构剧变以及帝国扩张时的深刻矛盾与最终走向。我们绕开了对传统保守主义（尤其是伯克式审慎的、有机演进的传统）的直接阐述，转而关注那些试图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石之上，构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有时甚至是激进的、理论框架。 十九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熔炉：它是世界上最富裕、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同时也是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社会。传统的力量仍有余威，但被新兴的科学理性、功利主义计算以及工人阶级的觉醒所不断侵蚀。我们的探究，正是围绕着“自由”一词如何在这场剧变中被重新定义、被争夺，最终被重塑或扭曲的过程。 第一部：古典自由主义的黄昏与功利主义的崛起 本部分着重考察十八世纪晚期奠定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个人权利、有限政府、市场自决——在面对工业化带来的“看得见的手”的干预需求时所展现出的内在张力。 第一章：边沁与密尔的继承：从权利到效用 我们首先聚焦于功利主义哲学在法律与政治领域的渗透。杰里米·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提供了一种看似客观的衡量标准，用以取代模糊的自然权利论。然而，这种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追求，如何处理少数群体的利益，尤其是在劳工权益尚无保障的初期工业社会中，构成了初期的理论困境。我们详尽分析了边沁学派对刑法改革和政府效率的推动，并将其置于与传统贵族政治精英的博弈背景下考察。 第二章：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内在挣扎：自由的辩护与界限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也是对其进行关键修正的先驱。本书细致辨析了《论自由》（On Liberty）的论证结构，重点分析其“伤害原则”在处理新兴的社会道德规范和公共干预时的局限性。与伯克强调的渐进演化不同，密尔更倾向于通过理性的说服和教育来促进社会进步，但他对女性解放的积极倡导，以及对合作社经济模式的探索，预示着自由主义开始向社会关怀倾斜。我们着重比较了密尔在早期与后期思想中，对“人民主权”理解的微妙变化，特别是他对于“不成熟的民众”进行教育和引导的精英主义倾向。 第三章：经济学的“新教伦理”：自由放任的理论构建 本章深入探讨了亚当·斯密学说的继承者们，如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如何将经济规律提升至近乎自然法的地位。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如何被用作限制政府干预（尤其是限制谷物法）的有力武器。我们分析了这些理论如何构建了一种基于效率和个人激励的意识形态框架，并探讨了这些理论在面对贫困问题时，其“冷酷的科学性”所引发的道德反弹。 第二部：挑战与抗争：进步主义的萌芽 十九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病灶无法再被纯粹的自由放任理论所掩盖。本部分关注那些试图在保持个体自由核心价值的同时，引入国家干预、社会保障和更广泛政治参与的改革思潮。 第四章：激进改革派的胜利：选举权扩大与议会民主的深化 本书详述了“改革法案”的通过过程及其深远影响。这不仅是政治权力从土地贵族向新兴工业资产阶级转移的标志，也是对“有限政府”理念的一次实质性修正——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开始转向更广泛的、被代表的民意。我们分析了自由派激进分子如何运用计算和经验主义来推动选区改革、秘密投票制度的建立，以及这些改革如何改变了议会辩论的性质，使其更具回应性。 第五章：社会福音与道德干预：从慈善到国家责任 面对城市贫民窟和系统性贫困，一些思想家开始将“自由”的范畴扩展到“免于匮乏的自由”。本章探讨了非宗教和宗教背景下的社会改良运动，特别是那些主张国家有责任确保最低生活标准的进步思想。我们审视了早期公共卫生法案、住房立法以及工厂法中，国家权力如何合法地侵入私人领域，以实现更深层次的社会正义，尽管这些干预措施在当时仍被视为对传统自由的侵犯。 第六章：工联主义的勃兴：集体行动与经济权利的重构 工人阶级组织化的兴起，是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最直接的结构性挑战。本章不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输出，而是聚焦于英国本土工联主义者（Trade Unionists）的实践哲学。他们如何从对契约自由的坚持，转向对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的争取？这种集体性的权利主张，如何与个人主义的自由叙事进行对话和整合？我们分析了议会如何逐步承认工会地位的合法性，以及这种承认对市场力量平衡产生的长期影响。 第三部：自由的边界与帝国的悖论 本部分将自由主义的理论视野延伸至国家权力与外部世界，探讨在帝国扩张的背景下，自由概念的自我矛盾。 第七章：自由主义的对外扩张：殖民地治理与“开明专制” 十九世纪是英国全球霸权的巅峰期，而殖民地治理的实践对自由主义的普适性构成了严峻考验。本章研究了诸如约翰·穆勒等思想家在处理“未开化民族”问题时的理论调适。他们如何在一边倡导国内的自由和平等的同时，为在海外实施家长式或专制的统治提供哲学辩护？我们分析了“文明使命”话语如何成为限制殖民地人民享有与本土公民同等自由的工具。 第八章：新自由主义的先声：自由的负面与正面维度 临近世纪末，对古典自由放任政策的质疑愈发强烈。一些思想家开始预见到，如果没有国家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积极投入（“正面自由”），个体追求幸福的能力将被社会结构性障碍所扼杀。本章探讨了早期社会政治经济学流派中，对传统自由观的批判性继承，为二十世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酝酿埋下了伏笔，标志着对纯粹消极自由观的深刻反思。 结语：未竟的对话 本书的结论在于，十九世纪的英国思想史并非一条平滑的自由主义演进线索，而是一系列紧张的、经常是痛苦的妥协与重构。每一次对自由边界的拓展或收缩，都是对社会现实压力的一种回应。我们所考察的这些理论家们，无论其最终立场如何，都共同参与了一场试图将古老的政治哲学与一个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民主化、全球化的世界相协调的宏大工程。他们留下的思想遗产，是关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限制权力，以便真正地实现个体的解放”这一问题的持久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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