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以一种“再现”的方式解读《资本论》，试图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语境中重新激活《资本论》，实现《资本论》的符码转换。詹姆逊认为，《资本论》运用辩证法去表征资本主义总体性，马克思对辩证法“第三项”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现实。詹姆逊抓住了《资本论》中的“绝对的、一般的资本规律”：增加财富的同时，不断增加失业者的数量。由此，他最终得出结论：《资本论》是一部关于失业的著作。因此，《资本论》是一部契合于我们时代的著作。近几年的金融危机再次激发了人们对《资本论》的兴趣，新的解读一般聚焦于全球化，说明资本与现代劳动结构的密切关系。但詹姆逊认为，《资本论》还试图解决哲学和再现的问题。詹姆逊指出，马克思试图表达的是全球资本主义这一复杂的整体现象，对这种现象的回应是创造出一个概念不断运动的文本，把资本的每一个新的特征转变成一个问题，把每一种新揭示出来的特点转变成有待解决的新的挑战。这一过程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神秘力量——它是一种自我修补的机制，通过扩展克服它的衰败，而全球化正是这种修补的最新实例。然而，詹姆逊强调，资本主义是一种穷凶极恶的机制，其典型特征是浪费和破坏，当前破坏的体现是大量失业。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34年4月出生于美国的克里夫兰，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博士学位，博士专业方向是法国文学，博士论文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耶鲁毕业后，在哈佛大学任教。1967年后，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担任副教授、教授，主讲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1976年后，又回到耶鲁大学法文系担任教授。1986年，他来到杜克大学担任主讲比较文学的讲座教授、文学系主任兼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2003年辞去系主任职务，继续担任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兼任杜克大学人文科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从学术背景来看，詹姆逊前半期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学理论专著《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1971)、《语言的牢笼》(1972)、《政治无意识》(1981)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但詹姆逊本人后来却并不认为自己专属于文学研究，而是一个"文化批评家"，"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詹姆逊的这一自道概括了他的学术兴趣的转移：出版《政治无意识》之后，他的视野转入了文学的外部文化环境，开始了对后工业社会的总体性观察。1982年，他在美国惠特尼博物馆发表的"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的演讲，标志着他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独到的思路，在资本扩张与文化生产之间探索深层的关联。随后他陆续出版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可见的签名》、《地缘政治美学》、《时间的种子》、《文化转向》等论著，都聚焦于弥漫在西方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并将其纳入历史化的语境中条分缕析，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