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西方学界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及教育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严肃的反思，其思考反映在2010年前后大量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本书选取已在西方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的15部外文著作予以导读，帮助国内学者了解西方学者的思考前沿，把握教育社会学在批判传统、理论创新、问题导向、政策研究、变革主张五个方面的最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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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事实研究走向“反”事实研究

——为朱洵博士《西方教育社会学近著导读》作序

钱民辉

教育社会学创立之初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话语，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新教育社会学的兴起，才将教育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开始在教育上探讨社会不平等的起源。这就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学”“新韦伯主义教育社会学”“女权主义教育社会学”“后现代主义教育社会学”等激进的学派。由于这些学派都是具有鲜明的“批判”色彩，最后融合成规模庞大的“批判的教育社会学”阵营。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M.扬、R.威廉斯、B.伯恩斯坦；美国的S.鲍尔斯、H.吉丁斯、R.柯林斯、M.艾坡、H.吉鲁；法国的M.福柯、P.布迪厄；巴西的P.弗雷莱。他们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是扬的《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方向》、伯恩斯坦的《教育、象征控制与认同》、柯林斯的《文凭社会：教育与阶层化的历史社会学》、布迪厄等的《教育、社会和文化中的再生产》，还有弗雷莱的《被压迫者教育学》。这些著作既是教育社会学的宝贵知识财富，又是催生一代又一代批判教育社会学新人的“助产婆”。

近几年，朱洵博士集中阅读了一批教育社会学新产原著作品，这些作品又不约而同地将教育与权力结合起来，主题依然是“教育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关系”。从标题目录上看，虽然在空间上有所扩展，揉进了“新自由主义”、“领导力”和“小共同体”的概念，但在本质上似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作品应还是“批判的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延续。此时我在电脑上看着尚未付梓的“近著导读”，心里嘀咕着到底是“新瓶装旧酒”呢，还是“旧貌换新颜”呢？

视线随着朱洵博士对每一部作品的解读移动着，对作品内容逐渐开始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这也许是职业教育社会学者才有的感觉。自己在社会学这个大学科里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一直被实证主义所困惑，被事实判断所支配。因为社会学一直标榜是一门实证的科学，是靠事实判断而不是靠价值判断的学科。可自己却偏好人文主义的研究风格和理论思考，这在当今社会学中是没有学术地位的，这样的研究成果也很难被专业期刊所采用，你说能不困惑吗？而在这样一组最新的作品当中，我突然发现了一种解困、脱绑的方法，那就是一种“反” 事实方法。在这里我先要说清楚什么是“反”的意思：这个“反”不是反对和推翻之义，而是从相反的方向再去研究，比如，在这些作品当中，就有一种不能完全凭信数据和事实的判断，而要从数据的相反方向寻找可能和真实的现象。比如，作者一改“智商”“情商”的主流说法，剑走偏锋地提出了“关键性情”作为可教育性可塑造性的判断标准之一，没有用测量技术而采用了现象学方法获得了“关键性情”的直接证据。再如，教育社会学的再生产理论建立在对中产阶级的假设之上，中产阶级总是给自己的孩子最好的文化资本和最好的学校教育，这也许是人们毫不怀疑的事实了。但是，反事实观察的结果是作者专门找到了那些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孩子送进条件优越的学校，而是与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在普通学校就读。在《白人中产阶级认同与城市学校教育》那本书中，作者选了来自三个不同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为例进行了研究，案例中的家庭为孩子选择了低于平均水平的公立学校。这样就与中产阶级假设的事实判断截然相反，这一研究得出“家长因平等信念而如此择校”的观点直接挑战了传统的假设。由此本人受到了启发，逐渐清晰了由“反”事实论到“反”实证主义论的思路，下面叙之。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将这两个挑战放到一起，因为实证主义包括了客观事实的判断。这样就容易集中论述什么是 “‘反’实证主义”方法论。首先要说，“‘反’实证主义”方法论不一定非得是人文主义，过去人们倾向于这种二元对立，我这里虽然可以使用人文对科学的理解和深入的解读。但更多的是从相反的方向或独到的地方进行研究，不排斥实证的方法。再具体说，就是你用实证方法得出了一个普遍的结论，我会朝相反的方向亦采用实证方法得出一个特殊的结论，说明存在着特殊现象。当然，更多的时候会用现象学的方法对特殊现象进行深入理解和解读。正像这批作品当中人们偏好于现象学理解和解读，这样做的理由就是调查数据所不能说明的问题，也是事实所无法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说到数据，就不得不说当下流行的大数据概念。依靠云计算并时时更新的超大数据资源将使得所有社会领域都将开始一场新的量化进程。在这样的大数据时代，社会学的小数据调查还有用吗？如果我们换个思维看就会乐观起来，社会学的小数据调查对于大数据来说恰恰是一种“反”大数据调查，就是从大数据所反映出来的普遍趋势中，寻找它没有描述或描述不到的现象进行调查，将一个个所调查的小数据现象“串起来”，这就形成了一种模式，而社会学所研究的正是这样的模式。

过去，在科学界流行“证伪”，这在社会科学界也是常见的，比如人们做了一项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人们为了判断这个结论的科学性，就会还原他的研究再做一遍，结果没有得出与他之前的研究一致的结果，人们就会据此提出质疑或否定他的研究。因为科学的结果是要经得起重复的，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其结果应该都一样。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活动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研究中既要反映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又要反映社会结构是怎样被人的活动所塑造和改变的关系。前者是可以重复的，人一旦创造了结构，就会被结构所制约；而后者是不可能重复的，因为人的需要和动机是在不断变化着的，还有很多人的内在特质不同、文化不同，这就说明社会结构（制度）并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五十年前人们进行的社会调查与五十年后再用同样方法对同一社会进行重复调查肯定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如果以此再推翻五十年前的调查，这样的“证伪”本身就是“伪”的。

上一段提出了“证伪”的概念，我们在这里谈到的“反”实证主义方法论不需要去证伪，正像上文提到的有很多社会现象和社会调查是无法做到“证伪”的。我们就是要从相反的现象或事实中打破常规或固定的看法，寻找存在的另一种真实和事实。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因为社会一旦形成定势，比如种族主义、极端的宗教教旨主义，就会诱导所有人加入进来。这样形成的一元化定势是极端的也是危险的，而二元对立又是产生冲突的方式，只有还原社会的多元性和特殊性，再论证多元的关联性这才是客观的和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们在上文说明了“反”实证主义方法论，这就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这部系列作品的解读，朱洵博士的导读不仅忠实于原著，而且还整理出关键的问题，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和作者潜在的立场和价值。而这些还在其次，最大的发现和贡献是，批判的教育社会学从方法论上和批判的对象上都发生了转向：由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二元对立转向了“反”实证主义方法论，由对社会制度的批判转向了对社会思潮的批判。诸如，在托雷斯的《教育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一书中，作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有人说这是反主流的方式，我们说正是方法论上的转向导致了对批判对象的重新锁定，从而让人们开始重视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将教育的意义消解成一种被消费的商品的危险。而教育全球化又加速了竞争驱动、财政压力和社会排斥，优质的教育资源将越来越集中在能够购买得起的少数人手中，由此而更加扩大了社会不公平。而与此呼应的另一篇《激进教育与平民学校：一种民主选择》作品中，作者认为“当下的教育和学校话语受市场与竞争、工具（Instrumentality）和标准化（Standardisation）、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和技术实践的支配，且日益远离人类发现自我的情景”。为此他们共同呼吁要实现弗雷莱的“乌托邦”，而弗雷莱的研究正是采用的“反”实证主义方法——反主流教育学，从而发现了“被压迫者教育学”，提出了“解放的教育学”。

在这里特别欣赏的一部作品是《福柯，权力与教育》，因为这部作品将“反”实证主义方法论推向了高峰。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来看，福柯对权力的观念与主流和传统批判理论家的观念大相径庭。因为他对权力既有正面分析（促成），也有负面分析（限制、排他）。而他又特别强调权力的正面分析，这正是批判理论家们包括引用福柯观念的人们所忽略的方面。其次，福柯的“工具箱”里使用了考古学和系谱学两件工具，正像朱洵博士解读的那样，“考古学”用于复原“语法和逻辑之外的规则，在个人主体意识下发挥作用的规则，以及定义用于确定某一领域或时间思维界限的概念可能性的规则”。“系谱学”则解释思维模式更深层的偶然性，通过对特定历史时刻进行考察和展示，表明历史形成虽然可以用规律来解释，却极易发展为别的样子。这样对非主流的“规则”和“别”的样子的研究，不就是循着“反”实证主义方法进行的吗？最后，就是作者本人采用了福柯式的“反”实证主义方法论，开始觉醒到自己与被批判的对象其实相差无几，这样的反思岂不是让这位作者，也是教育权力话语者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从而能根据客观情境合适地调整自己的价值倾向，慎重考虑教育政策可能波及的不利目标和人群。

谈到不利目标和人群就不得不联系传统批判教育社会学在阶级、种族和性别上所进行的研究，这样研究的主流观点是教育排斥了低下阶级、少数民族、移民和女性，他们是教育的失败者，也因此开启了“学业失败的社会学分析和批判”之风。但是在《种族，性别及教育渴望》一书中，作者为读者讲述了黑人女性在英国教育界及学术界奋斗的故事，这些黑人女性在所谓的“白人心脏区”（Heart of Whiteness）获得了学位。本书通过举例告诉读者，作为新批判教育社会学，是如何揭示胜利背后的真实，指出胜利者身体和灵魂上的伤疤，当然也包括玫瑰和香槟。在研究中作者并没有使用教育批判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二元对立，而是大胆地将许多对立面联系起来。从黑人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提出了“为什么这些获得教育成功的黑人女性，要被排除在压迫话题之外呢？”面对这些问题朱洵博士都做了最贴切的解读。到这里我们不是又看到一例成功的将“反”实证主义方法论运用到一个相反事实和人群的经典研究范例吗？

传统的批判的教育社会学最经典的特征就是在时间的维度上，对教育政策、教育知识、教育制度、教育中人的关系以及人的活动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和个案研究，以权力、资本、再生产的概念探讨了教育不公平的社会起源。但是在空间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也没有留下经典的研究范例。而这批作品的特点虽然也有沿袭经典的做法，但是研究者们却在空间上拓展了分析思路。诸如，我们感到还很陌生的一个概念“空间转向”突然跳到眼前，顿时不知所云。细读之方得其解。该研究分别对悉尼、温哥华、伦敦这三座城市的教育政策实施进程进行案例分析，分析内容包括：民族志观察，政策批判，等级和种族关系分析等。无论是从单个案例来看还是从整体出发，这些案例的目标都是揭示新自由主义政策促进了教育市场的形成，使得城市出现种族和等级划分。作者试图证明，当代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和择校政治不仅重构了中产阶级，还促进了种族分离。尽管分析还缺乏数据支持，民族志材料也不够，但这样的大胆实践无疑为今后的空间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通过朱洵博士的介绍，我们有理由相信批判教育社会学“空间转向”的研究也表征了“反”实证主义方法论。

接触过教育社会学的人一定知道威利斯的《学习成为劳工》这部作品，这项研究之前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学说作为批判的教育社会学主流理论，当时所认定的事实是劳工阶级的孩子在学校不仅遭到排斥，而且被动地接受学校对他们的“再生产”。威利斯的研究则是一项反事实法，可以认为他是“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早期代表之一，他以民族志的方法对十二位就读于小城Midlands中一所中等学校的非学术性劳工阶级男孩的一项个案研究。该研究揭示了他们在学校并不像再生产理论家们所说的，是学校中的弱势群体和学业失败者，他们是一群有组织的、坚定的、广泛且人性化的“小伙子”，他们会集体行动反对强加给他们的“权威”，正是这种反学校文化的集体特质守护了他们劳工阶级的尊严和纯洁，他们是有准备地回到父辈劳工阶级队伍中的。与此相似的研究出现在这批作品当中，其中乔-安妮·迪莉娅鲍斯、杰奎琳·肯内利的《全球化中迷失的青年：等级、文化和城市想象》，作者们关注被称为“迷失的青年”（Lost Youth）这一群体，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往往具有低收入、移民、被剥夺公民权等特征。他们过着复杂而两极分化的社会生活，往往隐藏在有关青年的公众讨论之外，因为这些话题的对象主要是住在城市中心的被称为“城市青年”（Urban Youth）的人群。本书通过青年的各种“标签”，包括“吉诺”（Ginos）、“暴徒”（Thugs）、“黑帮”（Gangster）、“越南人”（Nammers）、“拳击手男孩”（Boxer Boys）、“亚洲底层”（Hardcore Asians），以及“初来乍到者”（Fresh off the Boat），揭露了青年身上等级差异的象征符号，即等级差异是如何体现在青年身上的。通过青少年亚文化和等级差异的研究挑战了种族主义的传统说法，即种族并不是青年的身份认同因素，相反，一些身体和精神上的因素才是亚文化身份认同的因素。作者最后指出，不要轻易地将他们看成迷失的一代，问题不是他们而是社会的经济结构使然。这样的研究是非常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个人以及一代人的困扰只有联系到整体社会结构中才能解释清楚。对此提供支持的另一部作品《关键性情：教育中的证据与专业知识》的作者也认为，在个人世界观形成的初期，年轻人对世界充满了困惑，只有可能通过社会结构才能清楚了解支配他们行动的关键性情，这时教育的干预就可能起作用。

当阅读完整个导读之后，本人也许感觉到这批作品当中最精彩的研究在于提出了一个醒目的问题——“谁在分享着公共教育基金？”在《隐藏的市场：新教育私有化》一书中，朱洵博士从“反”事实论中进一步解读了作者的研究，该研究揭示了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测试出版商（Test Publishers）、软件公司、虚拟特许学校以及其他产业从公共教育基金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收益，随着这些私人企业在公共收入中获得巨大的利润，他们逐渐在公共学校的日常管理中取得中心地位，但是，由于收益所依靠的是公共资金及公共政策授权，这种新私有化从视野中消失成为一种隐藏的进程。作者利用这样的视角重新探索了教育产业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产品和服务对低社会经济区域和学生的影响。教育私有化宣称私有化能改善穷人的状态，销售给各学区的方案都意在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但是，书中以大量证据来佐证，私有化并没有取得这一成效。这一观点虽不能阻止私有化的进程，但却对私有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公共基金应当如何被管理这一关键的问题上。而这一问题可以容易的让我们联想到我们国家日益庞大的外部教育市场，这一市场正在想方设法地“嵌入”到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之中，分享国家与社会的公共教育资金。我们现在所担心的还不是“分享”，而是教育市场的扩张和“脱嵌”，而那时正是“新自由主义”目标达成，并将教育推向商品与消费的自由市场之中。到了那时教育是不会给穷人免费的，何况教育市场从来就没有提供过免费的教育。教育将回归到韦伯早期所说的是一种“身份的教育”和“等级的教育”。要真是这样，历史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这也许并不是“杞人忧天”。在今天，我们看到了这批作品集体指向了新自由主义意欲对教育的重新洗牌和对公共教育资金觊觎的行径，也由此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批判教育社会学”这一理论和实践的阵营。

朱洵，男，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劳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