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以改革开放时期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界认识、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领域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之一马克斯.韦伯及其学说的历史过程为素材,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过程:从中国社会科学界在接受其学说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这一过程是一种“权力/真理/知识”复合体变容的历史。不是作为结论,而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将这一历史重新呈现出来,正是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建构的必要条件,也正是本书的目标。
由李永晶所著的《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从中国社会科学建构的相关角度出发,实证性地研究了中国学界接受马克斯?韦伯的具体历程。同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学者一样,马克斯?韦伯其人及其学术属于世界文明。中国学人对待马克斯?韦伯的态度,彰显着我们与世界文明的距离。
作者简介
李永晶,社会学博士;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数学系(1997年)、东京大学文学部(2001年)、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2008年)。现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领域为现代社会理论、古典政治思想、近代国际关系史等。
目录信息
绪论 马克斯-韦伯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
一 问题意识与研究课题
二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三 研究构成与主要内容
第一章 中国韦伯研究史与研究资料概述
一 中国韦伯研究史及其问题意识
二 国外韦伯研究翻译中的“韦伯形象”
三 中国韦伯研究的问题点
第二章 “马克思与韦伯”问题与中国社会科学
一 引言:重新理解中国社会科学
二 中国社会科学的性格与品格
三 “马克思与韦伯”问题研究史概观
四 中国学者的“马克思与韦伯”问题研究
五 结语:“马克思与韦伯”问题再考
[附论]
作为方法的“价值中立”: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
一 世界观、方法论与实践的关系再考
二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接受状况
三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韦伯方法论的批判
四 知性的诚实与学者的成熟
第三章 中国语境中的韦伯政治哲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 引言:韦伯的“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
二 韦伯的政治哲学: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视角
三 中国韦伯研究中的韦伯“政治哲学”
四 结语:理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
[附论1]
重新理解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 施特劳斯学派的韦伯批判与古典政治哲学
二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古典政治哲学的“对立”
三 中国语境中的社会科学与古典政治哲学
[附论2]
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与社会科学
一 施特劳斯与中国政治哲学热
二 施特劳斯的自然权观念:自然与道德的回归
三 施特劳斯与中国政治哲学的转型
四 作为哲学的社会科学
第四章 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
一 引言: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与官僚制研究
二 中国“政治成熟”话语的现状与陷阱
三 韦伯的政治观念与“政治成熟”的三重结构
四 韦伯视角下古典中国的政治特征
五 结语:政治社会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
第二部分 比较的视点:马克斯?韦伯在日本
第五章 日本的韦伯研究史与日本社会科学的建构
一 引言:韦伯研究与战后日本的社会科学
二 战前日本的韦伯研究:韦伯、马克思与社会科学
三 战后日本韦伯研究(前期):“韦伯与马克思”问题与现代化理论
四 战后日本韦伯研究(后期):现代化之后的社会科学
五 结语:思考社会科学的存在样式
第六章 知性的诚实:日本韦伯论争与日本的社会科学
一 引言:日本韦伯论争与学者“知性的诚实”
二 日本韦伯论争的经纬与主要当事者
三 日本韦伯论争中关于《伦理》论文的主要观点
四 日本韦伯论争与“知性的诚实”的结构
五 结语:日本韦伯论争与社会科学的根本性格
第三部分 比较的视点:马克斯?韦伯在俄国
第七章 苏联解体的科学分析:韦伯“俄国革命论”的视角
一 问题:何谓“苏联解体”?
二 韦伯的“俄国革命论”:预言未来
三 俄国历史的必由路径:官僚制、民主制与人性
四 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社会科学的视点
五 结语:韦伯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的距离
结论 马克斯?韦伯体验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
一 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的结构
二 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的性格与品格
三 再论中国学者的韦伯体验意义
附录[1]
知识社会学方法论
――知识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与话语分析
附录[2]
韦伯研究年谱
参考文献
后记
· · · · · · (收起)
读后感
用户评价
马克斯·韦伯对于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尤其是其在理性化、官僚化以及宗教与经济伦理之间的复杂互动方面的深刻洞察,一直是我个人学术探索的重要坐标。当我得知有这样一本以“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为题的书时,我的好奇心被极大地激发了。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无数关于如何将韦伯的宏大理论框架,尤其是他对不同文明发展路径的比较分析,应用到理解中国这一独特而悠久的文明体上的可能性。中国的历史进程,其独特的政治结构、经济模式以及深厚的文化传统,是否能为韦伯的理论提供新的验证、挑战,甚至是指向新的理论创新?这本书无疑为我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这些问题的绝佳契机,让我期待它能带来对韦伯思想的全新解读,并启发我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不仅仅是对韦伯理论的简单介绍,而是能够展现出一种融会贯通的学术视野,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也为我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宝贵的理论支撑和方法论启示,从而能够更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独特轨迹,并从中发掘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发展规律。
在我看来,任何试图连接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与中国本土现实的研究,都必然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如何在尊重和理解原理论精髓的同时,又能精准地捕捉到中国社会独有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特质。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尤其是他关于“理性化”和“经济伦理”的论述,无疑为理解现代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也清楚,现代性的发展并非是单一线性过程,不同文明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都会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征。因此,一本以“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为名的书籍,首先需要展现出一种高度的学术自觉,能够辨析韦伯理论在解释中国社会现象时的适用性与局限性。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探讨韦伯的概念,如“科层制”、“合法性”、“理想类型”等,在中国的具体情境下是如何体现和演变的,同时,它也应该积极回应那些可能与韦伯的预设存在差异的中国社会实践,并尝试提出能够弥合理论与现实之间差距的解释框架。这不仅仅是对韦伯思想的一次应用,更是一种对中国社会自身发展逻辑的深刻反思与重塑,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独立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思考。
在我看来,任何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学习,都应该旨在促进我们对自身所处社会更深刻的理解。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尤其是他对现代性、理性化以及权力运作的分析,为我们认识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动态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但是,我们也深知,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因此,这本书的出现,对我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我期待它能够提供一种“在地化”的理论解读,也就是说,它应该深入分析韦伯的理论概念,如“卡里斯玛”、“传统合法性”、“法理合法性”等,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实践中是如何得到体现和演变的。同时,它也应该能够回应那些中国社会所独有的现象,例如,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如何影响了其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政治体制,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或偏离了韦伯对“科层制”的描述?我相信,这本书能够为我提供一种批判性的视角,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韦伯的思想,并将其有效地运用到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从而产生出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
在我看来,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的价值,都体现在它能否为我们理解现实社会提供有效的解释力。马克斯·韦伯作为现代社会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理论,尤其是关于“理性化”、“官僚制”、“价值自由”等概念的阐释,至今仍对我们认识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中国社会有着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西方的理论模式直接套用。因此,我对“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这本书寄予厚望,我希望它能够为我提供一种深入的、批判性的理论对话。我期待这本书能够详细阐述韦伯的核心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理论在理解中国社会现象时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例如,中国的政治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韦伯所说的“理性化”和“科层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又如何影响了其社会变迁的路径?这本书不应仅仅是理论的搬运工,而应是理论的创新者,它应该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种将韦伯的智慧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从而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贡献新的思路和方法。
我一直对社会学理论如何与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抱有浓厚的兴趣,而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无疑是理解这一过程的宝贵财富。他关于权力、合法性、官僚化以及宗教与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分析,为我们认识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提供了深刻的洞见。因此,当我看到“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这样的书名时,我立刻联想到了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结构,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韦伯所定义的“理性化”和“科层化”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又如何塑造了这些现代性特征的独特表现形式?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扎实的学术研究,它不会回避理论的复杂性,也不会忽视中国社会实践的独特性,而是能够通过精细的案例分析和理论辨析,揭示出韦伯的理论在理解中国社会现象时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在面对中国特殊性时需要进行的理论调整和创新。这不仅仅是对一位伟大思想家的致敬,更是对我们自身研究方法的一次深度梳理与提升。
在我看来,一位社会学家的价值,不仅在于他提出了多么深刻的理论,更在于他的理论能否经受住不同文化和社会实践的检验。马克斯·韦伯无疑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现代性的深刻剖析,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发展路径与西方存在显著的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韦伯的分析框架照搬到中国。这本书的出现,让我充满了期待,我希望它能够为我展现出一种“理论的中国化”过程。也就是说,它应该深入探讨韦伯的核心概念,如“理性化”、“科层制”、“合法性”等,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是如何具体体现和演变的。更重要的是,它应该能够回应那些中国社会所特有的现象,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价值观念,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政治结构,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或偏离了韦伯的官僚制理想类型?这本书应该能够为我提供一种批判性继承的视角,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韦伯的理论,并将其灵活运用到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而开辟出更具本土特色和创新价值的研究路径。
我一直对跨文化比较研究充满热情,尤其是我对马克斯·韦伯在不同文明中探寻现代化路径的尝试深感钦佩。他的著作,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我们理解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深刻的洞见。当读到“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这个书名时,我的脑海中立即勾勒出一幅宏大的学术图景。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探讨,如何将韦伯的分析工具,如“理想类型”、“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等,运用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中。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价值观,是否与韦伯所描述的“禁欲主义”有相似之处?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韦伯所定义的“理性化”和“科层化”?这本书不应仅仅停留在理论的介绍,而应是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它应该能够识别韦伯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同时,也能揭示出其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见地的解释和修正。我相信,这本书能够为我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以及它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我对马克斯·韦伯的学术贡献一直深感敬佩,尤其是他对于不同文明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所展现出的独特路径的探索。他的理论,如关于“韦伯式科层制”的分析,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组织形式提供了深刻的洞见。然而,将这些理论运用到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传统的社会,必然会带来一系列挑战和问题。因此,当看到“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这样的书名时,我的好奇心被极大地激发了。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地探究,韦伯的理论框架,例如他关于“理性化”、“合法性”的论述,在解释中国社会现象时,是能够提供有效的洞察,还是存在着需要修正或调整的地方?同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积极地回应那些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特征,比如,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传统伦理,是如何塑造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政治结构,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或挑战了韦伯的理论?我相信,这本书能够为我提供一种批判性借鉴的视角,让我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韦伯的理论,并将其有效地运用到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而开辟出更具本土特色和创新价值的研究路径,丰富我们对现代性本身的认知。
我始终认为,对任何一种社会理论的运用,都不能脱离其产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更不能将其生搬硬套到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思想,是在欧洲现代化进程的特殊背景下形成的,他对于理性化、官僚化以及宗教伦理的分析,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特征。然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明的社会,其现代化进程必然会与西方有着显著的差异。因此,当一本名为“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书籍出现时,我最为关注的是它能否提供一种超越简单移植的分析框架。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理解,如何将韦伯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如“理想类型”、“价值自由”等,运用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同时,它也应该引导我们去思考,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能否为韦伯的理论提供新的视角和补充,甚至是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或发展。这是一种对经典理论的审慎运用,也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主体性的有力强调,为我提供了深刻反思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宝贵机会。
我对这本书的期待,很大程度上源于对马克斯·韦伯思想体系复杂性的认知,以及他对不同文化传统的研究所展现出的非凡洞察力。韦伯并非简单地将西方现代性模式视为普适范式,而是深入到不同宗教伦理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这一点尤其让我着迷。他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经典论述,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文化维度。当将这一视角投射到中国社会时,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便浮现出来:中国的传统伦理、儒家思想,以及后来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如何塑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它们与韦伯所强调的“理性化”进程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和张力?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超越简单的理论套用,而是深入挖掘韦伯理论中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论,如类型学分析、价值自由原则等,并以此来审视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经验。这本书应该为我揭示出,如何才能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又能够真正触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性和创新性,从而为理解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更具深度和广度的理论视角,并拓展我们对于现代性本身的多样化理解。
标题党,算被坑!第一部分最无价值,宁可大篇幅分析最最末流的二手研究,也不提李猛(只在脚注看到《法律与价值》);研究史综述还停留在列举篇名的层次。第二部分关于日本的韦伯研究,略具资料价值,但还不如读篇专门的综述论文;附录2第二部分的“日本韦伯研究年谱”最有用,不过这主要是编译。第三部分叫“韦伯在俄国”,结果出来的是“论俄国革命”的读书笔记,既没有俄国韦伯研究,也没有俄国社会科学。所谓的比较研究,其实主要是为了凑篇幅,哪有什么比较;各章插入的几篇附录论文也有凑篇幅之嫌;自以为施特劳斯和施密特的韦伯解读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很有影响,实在是对行情的不了解;参考文献的语种大大限制了作者的视野。不过比起全书整体的雷声大雨点小,这都不算什么了。对东大博士、复旦博士后、华师副教授,我们只能高标准严要求!
读韦伯集子前先看了这本,好像说苏联的部分还和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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