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费德里科·马约尔（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
“我们的文明是第一个以全世界的过去为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是第一部世界史。”这是荷兰历史学家扬·赫伊津哈在五十多年前的话。随着公元2000年的临近，他描述的这种现象越来越变为可感知的现实。在当今这一界限分明、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我们必然发现自身已成为新兴全球文明的一部分，它构成了我们集体命运的母体。
赫伊津哈做出上述论断之后的那些岁月，以最恐怖的方式证实了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现实。在地球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别无所求，只渴望和平与安康，然而地球上却爆发了违背天理的世界大战。大军日夜不停地巡视海陆空路线，恣意毁坏对人类来说最宝贵和最关键的东西。人们在身体上和道义上受到的伤害，永久性地打碎了一些幻想，迫使人类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话说，那就是“要么团结一心，要么同归于尽”。
自那以后，有识之士清楚地认识到了，在跨种族、跨文化交流中，无知是多么地危险。今日世界拥有潜力极其强大的知识，如果要在这样的世界生存下去，就必须全面地理解人类的共同命运。显然，唯一的出路是，在各民族之间搭建桥梁，帮助人们深刻认识人类多样性中固有的同一性。
在此背景之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47年决定，以国际合作的方式编写一部真正的全球通史。本书致力于推动“更广泛地理解人类历史的科学和文化方面，各民族、各文化的相互依存，以及它们对共同遗产的贡献”。此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早的项目之一，源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根本原则，受到广泛好评。但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项西绪弗斯般的永无尽头而又徒劳无功的任务，此前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三年后的1950年，《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第一届国际委员会开始编纂这部全球史。用勒内·马厄的话来说，这部全球史将把“人类的全部记忆作为一个连贯整体，呈现在人类面前”。随着杰出的国际合作团队成型，以及初步成果开始刊登在委员会的期刊《世界史杂志》上，我们对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的追求已明显取得新的突破。约十五年后，当第一版以六种语言问世时，对这一著作的评价——除了那些必然存在的保留意见——证实它成功地“第一次从记忆与思想的纷繁立场（如此五花八门的立场，正是当今不同文化的特点）出发，创作了一部人类思想的通史”。
《人类文明史》第一版的编纂者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历史编纂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在不断变迁的历史潮流中，任何事物，无论是史实还是阐释，都不是一成不变的。1969年，保罗·德·贝雷多·卡内罗宣称：“总有一天，我们已经写下的东西……也会被取代。我希望，我们的后来者也将致力于此，我们开始的这一著作的修订版会在新千年来临之际出版。”
卡内罗所希望的“一天”已经到了。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决定修订这部著作。两年后，第二届国际委员会制定了具体目标。
从初版问世至今，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近些年来，其他许多学科丰富了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也揭示了一些新的史实，特别是在“史前史”的领域。同时，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强调文化认同，因此更加要求在史学观点和阐释上的多元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注意到这一趋势，并通过组织编纂一系列地区史，来帮助它的发展。其中《非洲通史》即将付梓，其他地区史的编写工作也在积极筹备中。最后，历史本身也在发展，不断修正看待过去的视角。
基于以上原因，并考虑到初版受到的一些有益的批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终决定，《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新版（将简称为《人类文明史》）将不仅仅是简单的修订，而是对初版的彻底改造。其目标未变——依然是基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和科学成就，对人类的历史做整体的叙述——但其内容更详细、更多样，也更广阔了。
这项工作已进行十年之久，我非常荣幸为读者介绍这部全新的《人类文明史》。它建立在第一版富有奉献精神的前辈学者开创性工作的基础之上，并将之延伸和扩展。在此，我向为本书做出巨大贡献的第二届国际委员会所有成员，及450位来自不同地理文化背景的杰出专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激之情。我相信，在将来，读者们将会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将本书交给读者审阅之时，国际委员会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完成了成员国交给它们的任务的最后一步。我相信，本书见证了我们的共同过去，也代表了对我们共同未来的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从中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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