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東正教在中國的存在具有天命使然般的意義。俄國是曆史上正教明燈的執掌者和在東方的和平傳播者。東正教沒有依靠武力進入中國，而是通過俄人俘虜以平和方式齣現在那裏(始於13世紀)。

2．17世紀末東正教在中國的齣現是由俄國在西伯利亞東部開展的殖民運動以及東正教教會的布道活動導緻的。被俘阿爾巴津人在北京的狀況與此前在那裏居留的俄國人的處境相同。世襲披甲，尤其是與東正教俄國的宗教聯係挽救瞭埋藏在阿爾巴津人之中的正教的種子。他們將這種子傳遞給瞭當地居民。

3．俄國東正教傳教團是按照彼得大帝的想法在北京建立的，同時經過瞭中國政府的同意，後來又由《恰剋圖條約》(1727－1728年)將其存在閤法化。俄國傳教團在中國的狀況是由東正教的基本原則所決定的。傳教團在處理與中華帝國政府及其臣民的關係方麵遵循瞭這些原則。俄國傳教團的活動始終與俄國對華采取的寬宏政策一脈相承，與犧牲中國的民族獨立並極力將基督教文明強加於其人民的做法大相徑庭。

4．駐北京傳教團起初是按照西伯利亞的教會領導者簽發的文書開展活動的，而且，在其存在的頭一百年中一直由後者管轄，後來纔開始執行聖務院和外交部的指令。

5．我傳教團最首要的任務是對阿爾巴津人後代進行教化監督，而後為中國人開啓正教之光。北京傳教團在完成這一任務的同時始終堅持為其確定的道德宗教界限：不進行惹人厭煩的布道，不在皇宮中勾心鬥角，不熱衷於經商牟利。俄國傳教團無私地嚮自己的教民施恩行善，教導他們聽從聖教會的教誨，服從當地政府的管理。

6．駐北京傳教團的第二個任務是在獨立發展的俄中外交和貿易關係中擔任中介。在完成這一任務的過程中，我們的傳教團有時能成為將兩個相鄰帝國聯結起來的紐帶，不斷提醒中國政府有一個友好而強大的鄰國存在。

7．駐北京傳教團的第三個任務是將學生或者大學生培養為翻譯。傳教團曾是俄國漢文和滿文專傢的唯一培養基地，是俄國政府獲取中國信息以及對這個少為人知的國傢進行全麵研究的絕佳機構。

8．俄國傳教團在其駐北京的第一個百年經曆瞭兩個時期和8次成員輪換。傳教團的人員構成長期以小俄羅斯人為主，後來為大俄羅斯人取代。大俄羅斯人積極維持駐北京傳教團的內外狀況，其中的大多數人成為東方語言專傢。

9．第一時期(第三章至第七章)涵蓋瞭60年(從1685年至1745年)。這一時期傳教團做瞭兩項工作，一是管理阿爾巴津人牧眾，二是培養學生。我們的傳教團贏得瞭中國政府的尊重與好感。中國政府賦予瞭傳教團成員較本國臣民更優越的地位並經常給予其庇護，甚至在其成員生活上有失檢點時也是如此。

10．第二個時期(第八章至第十二章)的活動同樣為60年(從1745年至1808年)。由於俄中關係齣現障礙、某些傳教團成員在知識與道德方麵存在缺憾以及物質供給的不足，駐北京傳教團陷入被遺忘和悲涼的境地。即使在這個時候，傳教團依然沒有放棄東正教的基本原則及為其確定的任務。

11．在中華帝國活動的天主教傳教士藉助於陰謀詭計阻撓俄國對華外交取得成效，妨礙東正教傳教團開展活動。天主教傳教士在布道過程中遵循耶穌會的原則，與東正教教義正好相反。

12．東正教傳教團和睦地對待自己的基督教同道，沒有冤冤相報，相反卻學其所長。中國政府對天主教傳教士采取瞭另外一種策略，多次將他們宣布為公敵並對他們及其教徒采取鎮壓措施。

譯者序及提要譯者序

在中俄兩國關係史上，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團(我國史籍中亦稱俄羅斯館)扮演瞭舉足輕重的角色。自18世紀中期起，俄國傳教士中就有人開始關注駐北京傳教團的曆史。第四屆傳教團(1745－1755年)修士司祭斯莫爾熱夫斯基應是試圖記錄傳教團曆史的第一人。他利用往屆傳教團成員遺留下來的檔案和傳聞，撰寫瞭《駐北京傳道團之我見》，描繪瞭駐北京傳教團早期的存在狀況，同時揭露瞭領班及成員的種種劣跡。然而，作者“憤世嫉俗”的寫作風格使得這部手稿未能及時發錶，而在傳教團中擱置瞭幾十年，1821年由第十屆傳教團監護官、後任俄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季姆科夫斯基將其帶迴瞭聖彼得堡。第二位對俄國駐北京傳教團曆史進行全麵描述的是第八屆領班格裏鮑夫斯基。此人一共撰寫瞭12種著作，但大都沒有發錶，其中有一部沒有標題的手稿，詳細地敘述瞭中俄兩國的最初交往、雅剋薩戰俘的來京經過和俄羅斯佐領對東正教信仰的動搖和背棄情況，同時介紹瞭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各屆傳教團領班的活動。1905年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係教授維謝洛夫斯基對斯莫爾熱夫斯基和格裏鮑夫斯基的手稿進行瞭整理，結集以《俄國駐北京傳道團史料》為書名在聖彼得堡齣版，1978年我國商務印書館齣版瞭中譯本。[1]

然而，無論是斯莫爾熱夫斯基的記錄，還是格裏鮑夫斯基的敘述，盡管都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其中還是摻雜有許多傳聞，不能算是學術研究。真正將駐北京傳教團曆史作為學術研究對象而進行深入係統研究的是本書作者、第十六和十七屆傳教團修士司祭阿多拉茨基。這一點已成為中俄學術界的共識。

阿多拉茨基俗名為彼得，法號尼古拉，“尼闊賴”是其在漢譯經書上的署名。俄曆1849年9月15日阿多拉茨基齣生於喀山的一個東正教大司祭傢庭，1874年從喀山神學院畢業，獲得神學學士學位，同年被派到俄國駐維也納大使館擔任誦經士。1881年阿多拉茨基返俄，被編入第十六屆駐北京傳教團。1882年1月10日阿多拉茨基接受剃度，鏇即被提升為修士司祭，於當年11月8日到達北京。1885年曾前往漢口，於4月26日為俄國茶商集資修建的亞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主持祝聖儀式。1886年因病返迴俄國，被任命為赫爾鬆教會學校督學，1887年任斯塔羅夫波爾教會學校校長，1888年通過神學碩士學位論文答辯。1890年3月阿多拉茨基晉升為新米爾哥羅德主教以及赫爾鬆主教區副主教，次年又被任命為阿留申及阿拉斯加主教，但因病沒有前往美洲赴任。自1891年起他擔任巴爾塔主教，1895年被任命為奧倫堡及烏拉爾教區主教。1896年10月29日，阿多拉茨基於奧倫堡去世，安葬於喀山大教堂內。[2]

阿多拉茨基從青年時代起就錶現齣瞭對宗教史研究的濃厚興趣以及對檔案文獻齣色的爬梳和駕馭能力。他的大學畢業論文《從佛提烏[3]到色路拉裏烏[4]時期的東西方教會關係性質》曾受到喀山神學院教師的好評。在維也納期間，他憑藉掌握幾種外國語(尤其是德語)的優勢，利用當地圖書館的宗教史文獻，發錶瞭《當代西班牙自由傳教曆史概述》、《當代法國神學界社會活動》等文章。在北京期間，阿多拉茨基參與瞭由法刺維昂主持的東正教經書漢譯工作。現在知道由法刺維昂等翻譯而經阿多拉茨基參改並在北京刊行的經書有《時課經》、《主易復活瞻禮贊詞》、《舉榮聖架瞻禮贊詞》、《主日八調贊詞》、《主易聖容瞻禮贊詞》、《主領洗瞻禮贊詞》、《主進堂瞻禮贊詞》、《主降生瞻禮贊詞》、《主受難瞻禮贊詞》、《主升天瞻禮贊詞》、《聖母安息瞻禮贊詞》、《聖母領報瞻禮贊詞》、《聖母進堂瞻禮贊詞》、《聖母聖誕瞻禮贊詞》、《聖枝主日瞻禮贊詞》、《聖三主日贊詞》、《聖體血禮儀提要》等。在經書翻譯過程中，阿多拉茨基主要負責核對希臘文和斯拉夫文本。與此同時，他將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團曆史作為研究對象，發掘和整理俄國公使館和傳教團收藏的文獻檔案，陸續在《東正教話友》等報刊發錶瞭一係列論文，如《已故北京傳教團修士大司祭巴拉第》、《中國東正教傳教團的現狀及活動》、《中國傳教狀況》、《天主教在華布道史概述》、《亞金甫·比丘林神父(曆史專論)》、《當代中國的新教及對其傳教活動的壓製》、《王西裏教授執教50周年》、《中國的東正教與東正教傳教團》、《中國漢口的東正教堂》和《駐北京傳教團史料說明》等。[5]

1887年，阿多拉茨基齣版《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一書，並以《駐北京傳教團第一時期及第二時期之活動史(1685—1808)》為名提交給喀山神學院，申請碩士論文答辯。1888年1月7日，阿多拉茨基的論文順利通過瞭答辯，被論文評閱人、專門從事教會曆史研究的喀山神學院教授茲納緬斯基稱為“第一部全麵而完整地論述北京傳教團的著作”。[6]阿多拉茨基曾計劃完成俄國駐北京傳教團全部曆史的寫作，連載於1886年《東正教話友》的第九屆傳教團領班比丘林研究專論便是一個證明。而且，他在當時寫給俄國駐北京總領事柏百福的信中稱他將“繼續撰寫從1828年至1878年的傳教團曆史”。[7]但是，由於健康問題以及擔任主教以後教務繁忙，未能完成寫作計劃，他的心願直到30年後纔由第十八屆傳教團領班英諾肯提乙實現。1916年英諾肯提乙主持齣版瞭《俄國駐華傳教團簡史》一書。該書在寫作體例上與阿多拉茨基基本相同，按照時間順序比較詳細地記錄瞭曆屆傳教團在北京的主要活動情況，一直寫到他所在的第十八屆傳教團，同時簡要介紹瞭每個傳教團成員的生平和活動，對其漢學成就給予瞭特彆的重視。然而，我們不難發現，關於前8屆傳教團的論述主要取材於阿多拉茨基等學者的著作，而在“自1806年到1900年這段曆史的寫作過程中主要使用瞭未曾公布過的俄國聖務院和外交部．亞洲司的檔案材料”。[8]義和團以後的曆史為英諾肯提乙所親曆，其材料來源於傳教團收藏的檔案以及《中國福音報》上刊登的文章。[9]

阿多拉茨基利用瞭駐北京傳教團、俄國公使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俄國外交部和聖務院的檔案以及北京天主教會圖書館、聖彼得堡公共圖書館、上海皇傢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等地和天津俄商斯塔爾采夫等人的藏書。此外，阿多拉茨基參考瞭斯莫爾熱夫斯基有關前4屆傳教團的記載，大量引用瞭尼古拉·班蒂什一卡緬斯基所著的《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1619－1792年)》中收錄的檔案材料。除檔案中收藏的有關傳教團的決議、命令、公文、呈文、書信外，作者還廣泛利用瞭各種法律文集(如《俄羅斯帝國法律匯編》等)、教會曆史著作(如《俄國聖秩史》、《俄國教會史》等)，甚至還運用瞭部分西文(如衛三畏的《中國總論》、德貞的《中俄政教誌略》、高迪愛的《西人論中國書目》等)和漢文(如《盛京通誌》等)文獻。因此，此作自問世以後便以其豐富的徵引文獻而聞名學術界，其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不僅在當時受到關注，也得到當代學者的重視o 1997年由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齊赫文主編的《俄國傳教團在中國的曆史》一書重新收錄瞭這部作品的第一捲，即1685－1745年傳教團的曆史。俄羅斯雅羅斯拉夫爾大學的舒碧娜女士在《俄國駐華傳教團史料(18世紀至20世紀初)》一文中稱此書為對“前幾屆傳教團最為完整的描述”。[10]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的安德烈耶娃女士稱阿多拉茨基的著作“不僅對於北京傳教團曆史研究，而且對整個基督教在華曆史研究，都是極其重要的文獻”。[11]

從內容上看，此著記錄瞭自1685年雅剋薩俄國戰俘來京至1808年第八屆傳教團返俄前後120餘年的東正教在華曆史。所謂的“兩百年史”乃是相對於作者撰寫此著的19世紀80年代而言的。作者按照其提齣的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團早期曆史分期．方案將全書分成上下兩編，共工2章。上編題為《駐北京傳教團曆史之第一時期(1685－1745)》，下編題為《駐北京傳教團曆史之第二時期(1745－1808)》。作者在第一章中概括瞭傳教團的曆史，並對其實質和作用進行瞭簡要評述。第二章和第三章敘述瞭中俄雅剋薩戰爭的起因、經過以及俄國俘虜被解送至北京後的日賞奉活及宗教活動。從第四章一直到第十二章，作者依次敘述瞭第一屆至第八屆傳教團的組建、構成、派齣、給養、(北京)接收、教堂、教産、俄羅斯佐領、傳教團成員命運和換班過程，同時介紹中俄關係的發展、耶穌會士在華活動及其與俄國政府和俄國傳教士的微妙關係。除作為引言的第一章外，在其餘各章中，作者主要試圖通過徵引大量文獻來反映俄國傳教團早期在華活動圖景。阿多拉茨基的這種述多論少的行文方式在當年曾遭到其論文評閱人茲納緬斯基的批評。

盡管如此，阿多拉茨基還是就許多問題提齣瞭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反映瞭作者的錯誤立場或認識偏差。一是歪麯俄國侵華的曆史事實。在阿多拉茨基看來，黑龍江流域是俄國“新占領土地”，隻是“為瞭維持與中國的良好關係”，纔“暫時委麯求全”，通過1689年《尼布楚條約》將其“拱手讓給中國人近170年”，“直到1858年該問題纔在傳教團的有力協助下，為瞭‘兩帝國間長久的敦睦邦誼’，得到對俄方有利的解決”。黑龍江流域本是中國領土，《尼布楚條約》是中俄兩國間締結的平等條約，而《中俄璦琿條約》則是沙俄政府趁清政府陷於內亂外患交迫之時，瘋狂侵占我國東北地區的産物。這一點早已有曆史定論，這裏無須贅述。對於率先侵入我領土並擾掠我邊民的俄國哥薩剋，阿多拉茨基不無自豪地稱呼他們為“俄國勇士”。對於俄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係漢學教授王西裏在《開放中國》一書中認為俄國“有幸承擔起盡可能使中國免受屈辱的責任”，“率先與其訂立瞭條約並使中國政府得到安慰”，還與美國一道充當調停人，使中國政府“心甘情願地”同英法進行談判。阿多拉茨基在這裏藉用王西裏的言論，顯然是在為俄國政府利用狡詐手段趁火打劫的行為辯護。二是為東正教來華以及在中國的存在尋求藉口。作為一名東正教傳教士，作者在書的起首處便提齣，“與信徒眾多的其他異教和基督教信仰相比，東正教在中國之存在具有更加深刻的內在含義，可以說，具有天命使然般的意義”。這裏所說的“天命使然般的意義”與“第三羅馬”思想、所謂的“救世使命”以及當時盛行的歐洲文明中心論不無關係。他認為“俄國是曆史上正教明燈的執掌者和在東方的和平傳播者”，應該讓曾經是歐洲人“學生”的俄國人成為亞洲人的“先生”。於是，在阿多拉茨基筆下，沙俄對東方的宗教擴張不僅成為理所當然之事，甚至還帶有某種自我獻身的“悲壯”味道。三是在俄國東正教的入華方式問題上存在錯誤認識。阿多拉茨基認為“東正教沒有依靠武力進入中國”。在實施宗教寬容政策的元代，駐守大都的大批“斡羅思軍士”盡管可能在過宗教生活的同時將東正教傳入中國，但在中國文獻中沒有留下相關記載，至今也沒有發現元代東正教在華活動的曆史遺存。而當17世紀中期俄國武力侵入中國黑龍江流域的時候，在以俄國哥薩剋為主體的東進隊伍中，一般都有東正教神父隨行，並且在占領地修建教堂，強迫當地居民改奉東正教。曆史證明，沙俄侵略者在東進過程中完全是“火槍與聖器同時並舉的”。盡管從錶麵上看東正教是在17世紀80年代藉助雅剋薩戰俘投誠而進入北京，但“還是反映瞭沙俄殖民擴張與東正教化相結閤的曆史趨嚮”。[12]四是掩蓋俄國傳教團在華活動的實質。 1858年俄國政府通過逼迫清政府簽訂《中俄天津條約》獲得瞭在華自由傳教的權利。然而，為瞭首先保障其在華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不受影響，俄國政府沒有鼓勵俄國傳教士立刻開展傳教活動，而是支持後者進行東正教經書漢譯，為伺機大規模傳教進行準備。對於這樣的史實，阿多拉茨基認為俄國之所以“沒有利用被賦予的在華自由傳教權利”，是因為這“符閤東正教的內在特徵”。作者的辯解可說是欲蓋彌彰，因為這恰恰暴露瞭俄國東正教唯俄國政府馬首是瞻的“內在特徵”。為瞭達到進一步掩蓋傳教團在華活動的實質，作者無視傳教團長期為俄國政府搜集情報的事實以及巴拉第和固理在強迫清政府簽訂《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天津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過程中的“有力協助”作用，在指責“歐洲人將在華傳教變成其實現政冶及商業目的的工具”的同時，稱傳教團“始終與俄國對華采取的寬宏政策一脈相承，與犧牲中國的民族獨立並極力將基督教文明強加於其人民的做法大相徑庭”。諸如此類的問題希望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加以甄彆。

本書為國傢清史編纂委員會規劃翻譯項目。上編由閻國棟翻譯，下編由肖玉鞦翻譯。翻譯期間得到瞭俄羅斯科學院李福清通訊院士、伊雅達教授、巴拉霍夫斯卡婭教授、南開大學烏剋蘭專傢曼塔奇女士和俄羅斯專傢費多特金的慷慨幫助。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陳開科先生撥冗為譯稿做瞭審閱和校訂，國傢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組徐浩教授為本書的順利齣版付齣瞭辛勞。謹誌於此，以示銘記。

該書所引文獻多為17世紀和18世紀的教會文書與外交檔案，言語古奧，句子結構繁復，某些古俄語或教會斯拉夫文語義與現代俄語相去甚遠，甚至還有大段拉丁文穿插其間。此夕蔔書中所涉清代曆史人物、漢文史料以及風物習俗等均需在翻譯過程中進行文化上的還原。這些無疑給譯者平添瞭諸多睏難。譯者雖盡己所能，字斟句酌，但由於纔識淺陋，仍難免訛誤，敬請方傢賜正。

閻國棟 肖玉鞦

2007年1月8日

[1] [俄]維謝洛夫斯基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俄語編譯組譯：《俄國駐北京傳道團史料》第1冊，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

[2]參見[俄]霍赫洛夫：《尼古拉·阿多拉茨基(1849一1896)——北京傳教團曆史學傢》， 《第三十二屆“中國社會與國傢”學術討論會》，莫斯科2002年版。

[3] Photius，約810／820—9世紀90年代。858—867年和877—886年間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緻力於嚮保加利亞、摩拉維亞和羅斯擴展拜占庭教會勢力，從而導緻與羅馬教廷的衝突。

[4] Michael Cerularius，約1000－1058。從1043年起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堅持拜占庭教會獨立，拒絕依附於皇帝政權和羅馬教權。

[5]參見閻國棟：《俄國漢學史(迄於1917年)》，人民齣版社2006年版，第423—424、433—435頁。

[6][俄]霍赫洛夫：《尼古拉·阿多拉茨基(1849—1896)——北京傳教團曆史學傢》。

[7][俄]霍赫洛夫：《尼古拉·阿多拉茨基(1849—1896)——北京傳教團曆史學傢》。

[8] 《俄國駐華傳教團簡史》北京1916年第l版，第222頁。

[9]參見肖玉鞦：《1715年至20世紀初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研究》，《世界曆史》2004年第5期。

[10] [俄]舒碧娜：《俄國駐華傳教團史料(18世紀至20世紀初)》，《東亞曆史與文化》第l捲，‘新西伯利亞2002年版。

[11] [俄]安德烈耶娃：《北京傳教團與俄中關係(1715一1917)》(副博士學位論文)，莫斯科2000年打印本。

[12]蔡鴻生：《俄羅斯館紀事(增訂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4頁。

阿多拉茨基俗名為彼得，法號尼古拉，“尼闊賴”是其在漢譯經書上的署名。阿多拉茨基利用瞭駐北京傳教團、俄國公使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俄國外交部和聖務院的檔案以及北京天主教會圖書館、聖彼得堡公共圖書館、上海皇傢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等地和天津俄商斯塔爾采夫等人的藏書。因此，《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自問世以後便以其豐富的徵引文獻而聞名學術界，其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不僅在當時受到關注，也得到當代學者的重視。作者按照其提齣的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團早期曆史分期方案將全書分成上下兩編，共12章。上編題為《駐北京傳教團曆史之第一時期(1685—1745)》，下編題為《駐北京傳教團曆史之第二時期(1745—1808)》。作者在第一章中概括瞭傳教團的曆史，並對其實質和作用進行瞭簡要評述。第二章和第三章敘述瞭中俄雅剋薩戰爭的起因、經過以及俄國俘虜被解送至北京後的日常生活及宗教活動。從第四章一直到第十二章，作者依次敘述瞭第一屆至第八屆傳教團的組建、構成、派齣、給養、(北京)接收、教堂、教産、俄羅斯佐領、傳教團成員命運和換班過程，同時介紹中俄關係的發展、耶穌會士的在華活動及其與俄國政府和俄國傳教士的微妙關係。除作為引言的第一章外，在其餘各章中，作者主要試圖通過徵引大量文獻來反映俄國傳教團早期在華活動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