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精华编二八一册

本册所收为出土的部分儒家经典文献，共10种。包括郭店楚墓竹简《五行》、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性情论》、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孔子诗论》、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周易》、定州汉墓竹简《论语》、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唐写本《论语集解》，这些文献可以订正传世本中的许多错误，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其中，郭店楚墓竹简《五行》和《性自命出》，是对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一号楚墓出土的一批竹简上部分文字的整理。《五行》篇文字与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之经部大体相同，其主要内容为先秦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圣”五行说，在《老子》研究史上，是继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出土之后，本世纪最大的收获之一，进一步确证了子思、孟子“五行”学说的具体内涵。

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分为上、下篇：上篇主要讲心性，下篇主要讲“情”。《性自命出》证明，在孟子之前，儒家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细致深入的心性理论。所以，《性自命出》在先秦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性情论》、《孔子诗论》和《周易》是对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战国楚简上部分文字的整理。其中，《性情论》通篇贯穿的是儒家的心性论说。从内容看，是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的另一版本。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内容包括孔子的《诗》论，也有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诗》论。其时间上限为战国早期，下限为战国中期。过去《论语》等文献的记载有限而且缺乏系统，基本上是只言片语。这次不但从总量上大大超过了《论语》，而且质量更高，系统性更强，覆盖面更广，印证了儒家经学传授记载的可信，又补充了大量珍贵的材料。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由卦画、文字和符号三个部分组成，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周易》传本，为研究先秦时期的易学提供了可靠而新颖的资料，具有不可低估的文献价值。竹书《周易》的发现，对探索《周易》文本的基本原貌显得尤其重要，弥足珍贵；并在易学研究领域中引发一系列新课题，必将极大地推动易学的深入发展。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是对1973年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的竹简上文字的整理。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本子，为研究《论语》提供了新材料。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五行》为对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批帛书上文字的整理，该墓下葬于公元前168年。帛书《周易》全文共93行，4900余字。帛书《周易》的出土，弥补了传统文献的不足，对研究《易》学发展史有重大意义。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由“经”和“说”两个部分组成，反映了子思或思孟学派在这一论域的积极开掘，同时复现并补足了子思或思孟学派的思想面貌，使先秦儒学的崭新的诠释成为可能。

郑玄的《论语郑氏注》是《论语》各种注本中最重要的一个注本，但自唐代后就逐渐散失了，只零星地见于其他一些注本中。20世纪后半叶，吐鲁番地区出土《论语郑氏注》，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这不仅因为出土的写本在时间上较早，而且这些残卷的出土对于复现“郑注本”极具价值。

唐写本《论语集解》由何晏等人编撰的《论语集解》是《论语》的第一个集注本。20世纪初，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唐人写何晏《集解》单行本60余件，国内为学术界曾诧为稀世瑰宝，以之与皇本、邢本对校，可以订正传世本中的许多错误，提供许多佚文，解决前人研究中的许多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