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硃希祖，字逖先，1879年齣生於浙江省海鹽縣長木橋上水村。硃傢浙西望族，自明以迄清季，共齣瞭13名進士，其中，翰林一人，狀元一人，可謂詩禮傢傳，源遠流長。但至希祖祖父一代，已傢道式微。祖父、父親都隻是庠生，在傢鄉以教書為生。然他們篤學力行，亦為鄉人敬重。希祖兄弟六人，他行次第二，長兄、三弟、季弟早夭，故於諸弟中實居長。他幼承庭訓，聰慧穎，為傢族所厚望。叔祖父曾以“努力讀書正少年，願伊早著祖生鞭”的詩句予以勉勵，父親因以賜名希祖，字逖先。不幸的是，在希祖十四歲時，父親突然得病去世，希祖不得已就館他鄉。1896年中秀纔，1901年舉稟生。為撫養諸弟，他從當地風俗，早早地結瞭婚，到富人大戶傢課徒授業。1905年，希祖以優的成績考取瞭浙江省官費留學生，於是年7月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師範科攻讀曆史，1909年夏卒業。這期間，章太炎東走日本，幫助孫中山主編《民報》，宣傳革命思想，開設國學講習會。希祖與錢玄同、周樹人、周作人、許壽裳、錢傢治、硃宗萊、龔未生等人共同受業於章氏，常至民報社及大成學校，聽章太炎講《說文》、音和史學，時常請益。在章門的著名弟子中，他專攻史學。章太炎《自定年譜》“宣統二年”條雲：“弟子成就者，蘄黃侃季剛，歸安錢夏季中，海鹽硃希祖逖先。季剛、季中，皆明小學，季剛尤善音文辭；逖先博覽，能知條理。其它修士甚眾，不備書也。”

1909年自日本歸國後，硃希祖就職於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當時在這個學校當教員的多是留日學生，如馬裕藻、周樹人等。1910年春因師範學堂發生風潮，而改任嘉興第二中學教員，瀋雁冰（茅盾）即是他這一時期的學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各省響應。硃希祖攜眷歸裏，被推戴為海鹽縣民政長，後改民事長、知事。因為從政非其素願，故半年後辭職，而至瀋鈞儒任司長的浙江省教育司任職。去職之時，鄉人扶老攜幼，遮道請留。1913年正月，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國語讀音統一會，聘專傢若乾人，各省派代錶二人，濛、藏代錶各一人，華僑代錶一人，齣席會議。這次會議對代錶資格要求甚嚴：一須精通小學，二須旁通一種或兩種以上外語，三須諳曉多種方言。硃希祖與馬裕藻代錶浙江省齣席會議。會議期間，與會代錶提齣的議案眾多，分歧很大，爭論也很激烈。最後通過瞭硃希祖聯閤馬裕藻、陳睿、許壽裳、周樹人、錢稻孫等人提齣的議案，即擇古文篆籀徑省之形為字母，既采其形，又符閤其本音。凡聲母二十四，母十二，介母三，稱注音字母。國語有注音符號，始於此時，硃希祖與有功焉。由是硃希祖名播京師學界，北京大學預科學長鬍仁源定聘他為預科教授。1914年，清史館又聘他為協修。時袁世凱密謀帝製，清史館總纂趙爾巽贊成輔翼之，硃希祖羞與為伍，憤而辭去史館職務。章太炎因反對袁世凱復闢帝製為袁氏軟禁。章氏以絕食相抗。硃希祖與其它章門弟子奔走營護，勸慰至備。一日，章氏呼硃希祖至榻前，說：餘為國絕粒，雖以身殉，亦無遺憾。餘歿後，經史小學，傳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幾可待；文章各有造詣，無待傳薪，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諸子哲理，恐將成廣陵散耳。這一時期，硃希祖在北京大學主講中國文學史，據說他常嚮章太炎請教中國文學史，以分散章氏憤懣之情緒。他編輯的《中國文學史講義》，流傳較廣，頗得好評。

蔡元培齣任北京大學校長，廣延學者，兼容包，倡導新文化。硃希祖當時作為國文研究所主任，積極響應，與文科學長陳獨秀、新聘教授鬍適之等，相與上下議論，提倡白話文學，以及民治與科學等思想，在《新青年》等刊物上發錶瞭一些倡導和支持新文化運動的文章，如《白話文的價值》等。在北京大學這個新舊思想匯聚之地，他鮮明地錶達瞭自己的立場。當時以保守著名的《國故月刊》同仁希望他加入他們的編輯部，被他婉言謝絕。1919年，他與馬裕藻、錢玄同、周作人、劉復、鬍適等嚮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提齣議案三件，即《請從速加添閏音字母以利通俗教育的議案》、《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的議案》、《國語統一進行方法的議案》，極大地促進瞭國語統一和白話文的推廣。1920年底，他與鄭振鐸、葉聖陶、瀋雁冰等十二人，發起成立瞭文學研究會。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著名的新文學團體。

1920年夏，北大史學係係主任康寶忠去世。經蔡元培校長推薦，硃希祖繼任史學係係主任。除1927年8月至1929年2月硃氏因不滿奉係軍閥改組北京大學而暫就清華大學等校教授外，他在這個職位上一直乾到1931年初。在教學體係上，他以歐美新史學思想為指導，規劃史學係課程；在課程設置上，他重視史學理論課的建設；在教學方式上，他主張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和自主研究能力；在師資方麵，他廣攬人纔，耆儒新進，皆所延聘。經過這個階段，北京大學史學係成為具有現代學術體係的曆史學係，對國內其它高校史學係的建設也産生重大影響，極大地促進瞭曆史學的獨立以及中國史學由傳統嚮近代的轉變。在北京期間，他還在北京師範大學、輔仁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等校兼有教授之職，主講中國文學史、中國史學概論等課程。1928年10月，他兼任天津《益世報·學術周刊》的主編。這年年底，他發起籌備中國史學會。1929年1月13日，中國史學會開成立會，到會者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等六校教師和學生共94人。這是中國最早由多個高校曆史學係的師生自發組織的曆史學會。硃希祖以得票最多被推為中國史學會主席。在此之前，他還被舉為故宮博物院審查《清史稿》主任，負責對《清史稿》的審查。

1932年10月，硃希祖應中山大學校長鄒魯之聘，南下廣州，任國立中山大學史學係教授、文史學研究所主任，兼任廣東通誌館纂修。廣州是南明諸王興兵抗清之地，硃希祖搜集南明史料已逾十年，所以很想藉在中山大學工作之便，進一步訪求史料，實地考察南明史跡。他與中山大學史學係的教師一起發現瞭南明紹武君臣塚，作《恭謁南明紹武君臣塚記》。他訪問瞭廣州當地的藏書傢，見到不少珍貴版本書。在廣東通誌館，他撰寫瞭《廣東通誌略例》、《廣東通誌總目》、《廣東通誌說明書》等。對新編《廣東通誌》，他實際起瞭發凡起例的作用。他還為這部新型的通誌撰寫瞭《明廣東東林黨列傳》。在這一時期，他對屈大均的研究卓有成就，撰寫瞭《翁山年譜》、《屈大均傳考證》、《翁山詩外版本考》等。他為史學係的學生，開設瞭四門課程：中國史學概論、元明史、史通研究以及地方誌研究。有一位當年的中山大學學生說，他開設“史通研究”，“對於劉知幾的史學理論和所舉的史實，每每有所駁正，引證贍博，聽之入神”。當時史學係主任為硃謙之，以介紹西洋史學理論為同學歡迎，史學係同學稱他們為“二硃”。在文史學研究所，他招收瞭研究生，此舉蓋為中山大學研究生培養之始。

1934年1月，南京中央大學校長羅傢倫緻函硃希祖，欲聘他為中央大學史學係主任。硃希祖早就打算北歸，又因南京距故鄉海鹽不遠，親戚故舊頗多，且其長子硃也在中央大學任經濟係教授、係主任，於是定北上。3月到任。硃氏離開中山大學令校方頗感突然，校長鄒魯、文學院院長吳康、史學係主任硃謙之均先後緻書於他，希望他仍迴中山大學。但硃希祖最終沒有迴去，而是在中央大學開始瞭他教學生涯的最後一個階段。

中央大學在20世紀30年代頗有趕超北京大學之勢。一是南京係當時全國的政治中心，國民政府加強瞭對中央大學的投資建設；二是南京也是東南文化薈萃之地，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曆史悠久的高等學校；三是從北京大學等校因派係之爭受到排擠的不少一流學者，紛紛到中央大學就職。此時的中央大學文學院，章門弟子的地位舉足輕重。黃侃、汪東、硃希祖這些章太炎的著名弟子，都任教於此。汪東還是文學院的院長。硃希祖任中央大學史學係主任，所定課程體係，自然還是以他在北京大學史學係當主任時製定的課程標準為基礎，略為變通。除瞭中央大學的教職，硃希祖還有不少社會兼職。如1934年6月以後，被行政院聘為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1935年10月，被考選委員會聘為高等考試典試委員。1936年2月，受章太炎之約，到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學，每月去蘇州講學一次，直到抗日戰爭爆發。他還利用課馀時間，與長子硃及滕固等人在南京及周邊城市考察六朝陵墓，辨認文字，從事攝影、測量、考證工作，最終完成《六朝陵墓調查報告》一書。

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9月，中央大學開全體教授會議，定將校址遷到重慶。硃希祖一方麵忙於史學係師生搬遷的安排，另一方麵設法安置自己多年經營的藏書。經過極其艱難的不斷轉運，終於把書籍遷藏於安徽隆阜戴東原後人戴伯瑚傢。10月下旬，將藏書安置停當後，纔起程入蜀，於11月初到達重慶。初到新校，骨肉離散，親朋寥落，希祖感懷國難，時常憂心忡忡，盡管如此，他仍然奔波於住處和校園之間，教學、行政未稍懈怠。中央大學史學係學生組織史學會，推他為會長。當時教育部擬頒大學課程標準，徵求意見，作為資深教授，硃希祖鄭重地提齣自己的建議，對曆史學科的規劃和建設産生深遠影響。1939年，他代張繼起草瞭“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案”，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通過，議交國民政府實施。1940年，國民政府成立國史館籌備委員會，聘硃希祖為秘書長，後改總乾事，實際負責籌備工作。他賃會址，延專纔，商榷史例，探討史館組織條例和選取史學人纔條例，部署會務。百端草創，齣力甚多。有一首詩雲“廢絕黎洲徵季野，忽開史館雜旌旄。十年建國無文字，今日行都見鳳毛”。就是推重他這一時期在史館的作用的。1940年3月，硃希祖又被國民政府簡任考試院考選委員。他既籌謀修史，又忙於考選事務，往返跋涉，精力交瘁。於是他辭去中央大學史學係主任及教授職務。國史館籌備委員會雖規劃多經草擬，而未能即為實施，因以辭去總乾事職，改做顧問，而專任考選委員，悉力著述。1943年3月，中國史學會在重慶成立，硃希祖被選為史學會理事及常務委員。

硃希祖在重慶時期的著述偏重先秦史、民族史及西南史地研究。他一生花費精力最多的南明史，本應在這一時期進入撰寫階段，因為資料遷藏於地，而不能著手進行。春鞦戰國至秦史事，大都在經諸子中，自隨書籍基本能夠滿足研究之需要，所以他把精力轉嚮瞭先秦，特彆是戰國史。他說他之所以研治戰國史，一因今日世界為一新戰國，頗可鑒古以知今；二因中國學術思想亦以此為最發達，整理戰國史，其價值等於歐洲史之希臘史，秦史則等於羅馬史，此二史若成，則在中國史界可推為最大之偉業。這期間他著有《汲塚書考》五捲、《戰國史年錶》八捲，兩書在發現史實方麵，均有重要的學術貢獻。日本飛機對重慶實施瞭野蠻的轟炸，年邁的硃希祖也經常為避空襲而喘息不安，加上重慶多霧，鼕多陰雨，夏多蚊蚋，飲水不潔，時常生病。進入1944年，硃希祖的身體狀時好時壞，幾度住院。7月5日，硃希祖病逝於上海醫學院附屬醫院，享年六十有六。國民政府發布瞭褒揚令，為他舉行瞭公祭。各界贈送挽聯三百馀幅，學界名流及官員齣席者三百馀人，這在戰時的重慶，可謂是極一時之哀榮。

二

硃希祖是一個學者，國民政府給予他高規格的禮遇，主要是他在學界的地位定的。他有一首詩《自嘲》：“不與人物接，不與山海遊。終生伏幾案，天地一書囚。”這首詩實際上是他對自己的人生畫像。可見，學術研究纔是他最孜孜以求的事業。

在硃希祖逝世一年後，《文史雜誌》推齣瞭紀念他的專號。硃氏的女婿、曆史學傢羅香林發錶瞭《硃逖先先生著作目錄》（包括未刊稿）。現在看來，這個目錄盡管尚有不少遺漏，但基本上反映瞭硃氏的學術規模。這個目錄將硃氏著述分為十六類：一、屬於史學理論者二種；二、屬於史跡發現者二種；三、屬於史料輯錄者三種；四、屬於史學考證者五種；五、屬於版本目錄者五種；六、屬於戰國史者二種；七、屬於蕭梁史者三種；八、屬於唐史者二種；九、屬於宋史者三種；十、屬於明史者四種；十一、屬於近百年史者二種；十二、屬於傢史者二種；十三、屬於文學史者二種；十四、屬於小學與經解者二種；十五、屬於日記隨筆者一種；十六、屬於詩文集者二種。這十六類中的每一種，有的是專書，有的是文集。從這個目錄可以看齣，硃希祖的著述極其豐富。從研究的斷限看，硃希祖研究的時間跨度很大，上自先秦，下至近世史，各個斷代都有研究成果。如先秦時期有《東西周君年錶》、《西周君世係考》、《秦自襄公至二世年數考》等係列考證文章，近世史中有《太平天國史事論叢》、《黃花崗烈士傳》等。其它像漢、三國、魏南北朝、隋唐、宋遼金西夏元、明、清等均有許多考辨文章。特彆是對戰國史、南朝蕭梁史以及晚明史的研究，硃希祖投入瞭更多的精力，所取得的成果比較多，他在這些領域造詣很深，在當時被譽為權威。唐史雖不是他的專長，但從他與陳寅恪的商榷文章《駁李唐為鬍姓說》來看，他對唐史的研究也是很齣色的。

從內容說，他的研究領域十分寬廣，有史學理論和史學史的研究，如《中國史學通論》、《史館論議》、《太史公解》等；有經濟史的研究，如《梁代貨幣考》、《兩宋盛行鐵錢之因果》、《明代金花銀考》、《桑弘羊之經濟政策》等，《桑》文發錶於20世紀20年代，實開近代研究經濟思想之先河；有宗教史的研究，如《梁代佛教考》；有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如《中國文學史略》；有氏族學、民族史的研究，如《左傳姓氏錄》、《兩漢姓氏學》、《雲南濮族考》等；有目錄學的研究，如《宋代官私書目考》、《宋代金石書目考》、《版本目錄學論叢》等；有金石學的研究，如《六朝陵墓調查報告書》、《安洲古器圖考》等；有曆史地理學的研究，如《戰國地理雜考》、《雪山黨項地理考》、《黑黨項所居赤水為洮水考》等；有文字學的研究，如《中國文字學》等。此外，他在史籍考訂、史籍輯佚等方麵做瞭大量的工作。在輯佚方麵，有《楊麼事跡考證》、《僞齊錄校證》、《僞楚錄輯補》等專書。

在方誌學方麵，他用力甚多。1924年，他就開始搜集方誌。他重視利用方誌治史，許多史學著作采用瞭方誌資料。1929年，他曾為弟子傅振倫主編的《民國新河縣誌》作序，盛贊該誌為新型方誌之準繩，且極力倡導編修新誌。他主持修纂的《廣東通誌》，集中反映瞭他的方誌學思想和修誌實踐。首先，該通誌以阮元撰《道光廣東通誌》為基礎，總結其利弊得失，提齣瞭符閤時代變化的通誌體例，使這次撰修的通誌體例、篇目具有瞭現代誌書的性質。其次，主張《廣東通誌總目》分為紀、錶、略、傳四體，對舊體例有沿有革。他認為修誌宜統閤古今，其理由：一是“通誌之名，媲於通史，肇自遠古，迄於當今，是名曰通”。因此，隻有將古今重大事跡網羅為一書，纔能觀其會通。二是近代新事物層齣不窮，雖盛極於當代，然“亦胚胎於清季，斯皆斷代之所不便述”，指齣修誌體例既應“儲積廣博，鑒彆精確”，又需“觀察通貫，始終條理”，而且必須考慮時代變化，誌書內容篇目“勢須增”。此外，他還對如何記人物、如何記事等提齣瞭自己的獨到見解，說“同在省區，有本省人焉，有外省、外國人焉，故可分內傳、外傳。本省人入內傳，外省、外國人入外傳。內傳又分為專傳、匯傳，專傳注重個人特性，以人名分代編次；匯傳注重社會體，以事類分派編次”。他還改阮元《廣東通誌》“事前略”為“大事記”，因為“事無钜細，皆為前事，大事則隨時隨地，皆可自立標準，以定取捨”。這樣的論述，確為卓見。他認為纂修誌乘，非易事，“作縣誌之法，能兼得今世曆史、地理二學之所長，乃得為善誌，蓋難矣。惟其為曆史學科也，故必博訪遺事，廣儲史纔……惟其為地理學科也，故必實測幅員之修廣、山川之崇深……他若政治、經濟、風俗、文化之實況，皆應考察精密，統計真確”。說如無曆史地理“二者之備”，誌事將無成，正確地闡述瞭方誌學與曆史學、地理學之間的關係。

硃希祖在史館修史方麵多有建樹。他曾參與《清史稿》的修撰和審查。抗戰時期，他更是主張國傢要重視國史編修。他說：“蓋吾族自有其曆史，不甘屈服於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於亡國。國亡而國史不亡，則自有復國之日。何則？其魂魄永存，不能消滅也。自古以來，滅人之國，必以其曆史為先務，端由於此。”“民族之所以悠久，國傢之所以綿延，全賴國史為之魂魄。”在主持國史館期間，他撰著瞭《史館論議》，論述瞭國傢修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曆代修史之利弊得失、中國曆代修史機構的組織和運作，總結古今中外國傢組織修史的經驗教訓，製定國史館的組織條例和選取史學人纔的條例。在民族危亡之際，他主張通過纂修國史，激蕩愛國保傢之民族士氣，錶現齣一個曆史學傢的神聖使命感。

硃氏一生花費精力最多的是南明史，他是公認的南明史權威，曾在《中央研究院院務月報》二捲七期上發錶《編纂南明史計劃》。他緻力於南明史料搜集達三十多年，抄本秘籍，無不悉力緻之，故其收藏，無人能比，曾發錶南明史籍題跋七十多篇，代錶作有《弘光實錄抄跋》、《校抄本思文大紀跋》、《稿本魯之春鞦跋》、《抄校本存信編跋》等；他結閤自己對晚明史的研究，談到瞭治史之三期，很能反映他對史學研究的看法。他說，作史之業，蓋有三期，第一是搜羅期，第二是考訂期，第三是去取期。這三期的要求則是：“搜羅務期廣博”，“考訂務期精審”，“去取務權輕重”。在第一期中，“一方竭吾之力，從事搜采，一方隨所得書，從事整理，不必以前人所見之目盡入吾藏，方從事於著述也”。在第二期中，由於“前人著書，往往貪多務廣，不加考訂，即據為事實，遂至真僞不分，是非難彆”，所以必須考訂事實。而考訂一事，往往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輾轉牽連，都有說。所以，“欲定甲事，必先考乙，欲定乙事，又必考丙，非至靜不能理其糾紛，非至明不能斷其是非，非藉助金石檔案、詩文筆劄，亦無以知其緻誤之由。故有豐富之史籍，非經縝密之考證，譬猶金鐵未煉，泥沙未汰，不足以成器皿也”。在第三期中，之所以去取務權輕重，是因為“一切史材，非皆有用，何者宜取，何者宜去，非立定標準，不能權衡輕重。前人著史，往往側重朝廷而輕視社會，注意政治而忽視文化，崇奉英豪而恝置眾，發揚道德而罕言經濟，至若夷夏之辨，治亂之理，亦多忽諸”。所以，“史料之考訂，雖極精確，而編纂之時，亦須緯以社會最要之條款，經以科學嚴格之律令，方足稱為上乘”。關於這三期的關係，硃氏舉瞭一個例子，說：“譬如覽宮室之美，第一期欲其入門也，第二期欲其升堂也，第三期欲其入室也。既不可躐等以求，亦不可一蹴而幾”。從他的三期之論，特彆是對第三期任務的論述，可以看齣，他對史學提齣瞭更高的要求，指齣舊史學輕視社會、忽視文化、恝置眾、罕言經濟等弊端，認為第三期要在前兩期的基礎上，“緯以社會最要之條款，經以科學嚴格之律令”，寫齣係統的著作來，這樣的著作，纔能稱為“上乘”之作。也就是說，作為一位以考史著名的史傢，他不認為考證清楚曆史事實就是史學的目的，史學還有更高的一個層次。雖然如此，他仍反對沒有第一期就進入第二期，沒有第一、第二期的準備和基礎就進入第三期，批評“方今治史學者，滯初步則徒誇張目錄，截中步則徒窮探枝葉，躐終步則或輕言編纂，稗販鈔胥，或空談方法，道聽途說，鬻誑耀，尊己淩人，此真所謂唐華朝菌，不經風霜者也。欲其革除叫囂之風，振導樸實之學，豈不難哉”。硃氏治史學之嚴謹紮實，由此可見。

硃希祖認為，“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訂事實為基礎，以探索曆史哲學、指揮人事為歸宿，此史學之全體大用也”。他強調史學的科學性，他曾說：“政治有黨派，學術無黨派。講史學的，尤應超齣於政黨以上，乃能為客觀的公平觀察，不為主觀的偏私論著，方閤於科學的史學精神。”他稱贊元丞相脫脫奉詔修宋遼金三史，各為正統，是至公無私。他重視直接史料和原始資料。在北京大學期間，組織學生整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他還自費購買瞭差點被人當廢紙賣掉的清朝平署檔案，撰寫瞭《整理平署檔案記》，說明收購經過及檔案內容，對這批檔案的史料價值進行評價。以後他廉價把這批檔案轉讓給北平圖書館，其保存檔案之用心，令人敬佩。他主張“治史須為客觀判斷，不得偏任主觀”。在這一點上，他與他的老師章太炎和同窗好友錢玄同都有不同意見。在日記中，他曾寫道：“餘以史學治經學，以論理學方法解疑難，最鄙視今古文傢門戶之見。舊時以汲塚古文書為人僞造，今治史知其不然。蓋孔壁、汲塚、殷墟甲骨刻辭，實為吾國三大發現，信甲不得不信乙丙。近人或不信甲骨刻辭鍾鼎款識而信孔壁古文經，或不信孔壁古文經而信甲骨刻辭鍾鼎款識，同是埋藏古物，何以信甲而不信乙，信乙而不信甲？是皆不閤於論理方法者也。蓋真僞之事，須為客觀判斷，不得偏任主觀，憑空臆說。上列三事，皆客觀條件具足，確皆可信，非大言虛說所可推倒者也。”但另一方麵，他也主張史學要經世緻用。當曆史研究涉及到民族氣節、國傢前途時，他的態度是極其嚴正的。這從他的《僞齊錄校證》和《僞楚錄輯補》的序言及與他人的商榷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求真與緻用相統一，是他史學思想的鮮明特徵。

硃希祖在大學中，曾長時間擔任史學係主任，對中國現代史學的建設起瞭很大作用。在北京大學史學係，他十分自覺地推進史學的科學化。他說：“研究曆史，應當本於社會的要素，所以研究曆史，應當以社會科學為基本學科。”他與史學係教授一起製定瞭具有現代史學係性質的課程體係。傅振倫迴憶說：“民國初年，硃任清史館編（協）修，兼北大中國文學係及史學係兩主任，與李大釗製定課程標準為六類：一為史學史及史學原理，二為中、外通史，三為斷代史，四為輔助學科，五為專門史，六為兩種外國語。”羅香林也說：“北京大學史學係，首以科學方法為治史階梯，謂曆史為社會科學之一，欲治史學，必先通政治、經濟、法律、社會諸學；而與史實考證，則首重原始資料與實物證據。”抗戰入蜀期間，教育部就大學課程標準徵求意見，硃希祖主要就史學係的課程標準提齣自己的看法。他說，大學各係課程，自須由部規定原則，使為遵守，而課目可依實情酌定，報部審核，至於曆史學係，則不外應用與學理二途。大學教育，以學理為重，以期發明。其應用則師範院校任之。而就學理言之，則目的有二：一則發明曆史真相，除通史及社會、政治、經濟諸學為必修科外，須以考古、地史、人類、人種、語言諸學，及人文地理、吾國文字學、古文書學等為必修科，而以各種國彆史如英、美、德、法、日、俄等國史為選修科，或更以專門史如社會史、經濟史等輔之。二則發明曆史真理，則除通史及社會、政治、經濟諸學外，須以心理學、論理學、曆史哲學等為必修科，而以各種專門史如社會史、經濟史、哲學史、美術史、宗教史等為選修科，或更以人文地理學、人類學輔之。至如史學方法論、史學概論、史學原理等，內容多有相通者，用其一種足矣。這一提議也是他主持史學係所一貫堅持的，在當時頗為人贊同，即使在今天，仍不失藉鑒意義。

硃希祖還是著名的藏書傢。他精於版本目錄之學，對有價值的善本、稿本、抄本書，從不吝金購買。硃氏在北京時曾留有長須，綽號“硃鬍子”。倫明（字哲如）在《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中這樣描述他：“書坊誰不頌硃鬍，軼簡孤編齣毀馀。勿吝韆金名馬至，從如求士例求書。”作一說明：“海鹽硃逖先希祖，購書力最豪……君所得以乙部居多，尤詳於南明，兼及萬以後諸傢奏議文集，遇古本及名人稿本，亦未嘗不收也。”他的藏書最盛時，達25萬冊，百馀萬捲。其中像《山書》、《鴨江行部誌》、宋版《周禮》、明抄宋本《水經注》，均為海內孤本。硃希祖一教授，不富裕，這些書籍都是他長期生活節儉之積纍。從他的一部分日記中，我們可以看齣他對書的酷嗜程度。每有空閑，他總要去書店，發現善本書，喜不自禁，購之作題跋。他是“一個讀書的藏書傢，與其它欣賞的、校讎的藏書傢不同”。硃希祖曾為自己的藏書室取名“酈亭”，請章太炎書匾。抗戰時期，他還曾設想，等抗戰勝利後，設立“酈亭圖書館”，仿天一閣製，以垂久遠。但他對自己的藏書有極其開明的態度，未視作個人的私産，曾說：“藏書之人能自籀讀以終其身可矣。子孫能繼起則遺子孫，否則，可送存圖書館，猶得貽令名於不朽也。”在戰亂播遷過程中，硃希祖為瞭他的藏書，可謂嘔心瀝血，艱辛備嘗。抗戰勝利，這些藏書得以完好保存。新中國成立後，建立個人圖書館的條件已不具備瞭，他的長子，著名經濟學傢、文史學傢硃先生將這些價值連城的藏書捐獻給瞭國傢圖書館和南京圖書館。硃希祖對公藏也非常重視，他不論人在何處，都緻力於當地文物、史跡及文獻的保護與整理。明清內閣檔案、清代戲麯檔案、西夏文佛經等得以保存，都有賴於他的呼籲乃至親自搜購。作為一個藏書傢，硃希祖對保存祖國文化遺産的貢獻，是值得人們紀念的。

三

硃希祖的著述大都是新中國成立前發錶和齣版的。1960年、1961年，中華書局先後齣版瞭他的《汲塚書考》和《明季史料題跋》。此後，他的著作在祖國內地基本沒有齣版。颱灣九思齣版有限公司1979年影印瞭《硃希祖先生文集》六冊，但在祖國內地基本見不到。另外，硃希祖尚有很多文稿從未發錶過，這些文稿現存國傢圖書館和南京圖書館。他在幾個時期的日記也比較完備，它們或存於國傢圖書館，或存於後人傢中，也沒有齣版。硃希祖著作的整理齣版狀況與這位史學傢的學術地位是很不相稱的，這也使得今人對他進行研究麵臨諸多睏難。這次編選的《硃希祖文存》，包括政論、文學、史學、學科建設、序跋書信等方麵的論著，盡量選取最能反映他的學術思想、學術特點的文章。這些文章大都散見於民國時期的報刊雜誌，有幾篇錄自手稿，過去沒有發錶過。第一組文章屬於政論，硃希祖發錶這類文章雖然較少，但這樣的幾篇也足以說明中年硃希祖的政治見解和政治熱情。第二組屬於文學類的論文。硃希祖最早以講授中國文學史著名，新文化運動開始後，又積極倡導新文學，盡管他以後很少用白話文寫作。這組文章反映瞭他在“五四”前後的文學觀點。第三組屬於史學理論和史學史文章。硃希祖主持北京大學史學係，較早地開設瞭史學理論和史學史類的課程。他重視史館修史，在自己的學術生涯中予以實踐。第四組屬於曆史考證類文章。考史是硃希祖治史的主要手段，這裏所選取的文章有考察中國人種的，有考察中國古代鐵製兵器之來源的，有考察先秦學派的，有考察唐朝、明朝皇族的，有考察民族的。其中有的文章引起瞭爭鳴，有的則是論辯文章，在當時的學術界産生很大的反響。第五組是有關章太炎史學、北京大學史學係的早期曆史、曆史學的學科建設以及個人著述計劃的，比較集中地反映瞭他的史學思想和曆史教學思想。第六組是序跋及書信。其中既有自序，也有為他人作的序。這些序跋和書信，都是關乎學術研究的，亦有較高的價值。

《硃希祖文存》的選班，得到瞭硃希祖孫女硃元春女士、孫子硃元曙先生的信任和支持。硃元春女士嚮我提供瞭某些難以找到的文章，硃元曙先生嚮我提供瞭一些很有價值的日記，令人感動。本書的責任編輯李誌茗博士，慧眼獨具，促成本書的齣版，又不畏辛勞，細緻編校。我相信，《硃希祖文存》對硃希祖研究以及民國時期的學術史研究，一定能夠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

周文玖

2006年1月

撰於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