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周立波完成長篇小說《暴風驟雨》的創作，這是一部革命文學的經典作品，反映瞭解放戰爭時期東北地區的土地革命運動，生動地描寫瞭廣大農民在黨的領導下，與封建地主階級及反革命武裝進行瞭極其尖銳復雜的鬥爭。這篇作品曾榮獲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奬三等奬。作品主要人物趙玉林

、郭全海、老孫頭。 　　小說描寫瞭東北地區一個名叫元茂屯的村子從1946年到1947年土地改革的全過程。小說的上、下捲分彆講述的是土改初期“三鬥韓老六”，土改後期復查和深入“砍挖”(即“砍大樹，挖財寶”運動)的過程。元茂屯土改工作隊進村後召開的第一次貧雇農大會“意外失敗”，“鬥爭大肚子”的倡議僅僅得到瞭少數貧雇農底氣不足的“贊成”和滿腹疑惑的迴應，問題就齣在未能有效“發動”群眾上。第一次鬥爭韓老六，真正“發動”起來上颱控訴的隻有趙玉林一人，“鬥爭”對於元茂屯的男女老少來說，隻是感到像奇，或樂意，或發愁，或犯疑，或觀望。鬥爭會也就在這種未經充分“發動”的復雜的群體心態的影響下，難以形成理想的。兩個對立的陣營的緊張空氣”，最終以鬧劇式的“情緒緩和”而結束。第二次鬥爭會雖然是在經過對郭全海、白玉山、老田頭等人的成功“發動”，並正式成立瞭“農工聯閤會”之後召開的，但韓老六的幾句陳情和檢討，就讓“鬥爭的情緒，又往下降”，以緻齣現瞭“人傢就是地多嘛，叫他獻瞭地，彆的就不用多問瞭”的議論。好不容易由老田頭的血淚控訴所激起的群情憤慨，也被韓老六的幾滴鼻血所輕而易舉地衝淡瞭。成功鬥垮韓老六的第三次鬥爭會，除瞭工作隊繼續“發動”所見的成效之外，一個關鍵因素卻是“韓老六鞭打小豬倌”而激起瞭民憤，是被鬥爭者弄巧成拙地將本來溫和的鬥爭氣氛激化為憤怒的烈火，是惡霸地主的現行犯罪行為將群眾“發動”起來瞭。 　　小說下捲主要講述的帶有復查和整頓性質的“煮夾生飯”的過程，也是土改運動中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環節。這裏主要包括兩方麵的內容：首先是重新奪迴被壞人篡奪瞭的農會大權。在失去瞭工作隊這個“發動”的引擎之後，原農會領導人郭全海們立刻露齣瞭“被發動”者的茫然、被動的角色本相，他們實在沒有任何主動意識和能力去守衛土改成果，更不要說開闢新的局麵瞭。其次是進一步發起“砍挖運動”。與前期土改鬥爭不同的是，現在的鬥爭重點對象已不是惡霸地主韓老六式的“壞根”，而是吃齋念佛、“修來世”不離口的杜善人和捨命不捨財而又膽小的唐抓子之類的“壞須”瞭。 　　主人公是郭全海，他帶領農民繼續趙玉林等人的未竟事業，進行鋤奸反特和對地主杜善人的鬥爭，最後鞏固瞭勝利果實，並帶頭參加人民解放軍，南下作戰。小說在廣闊的背景上，深刻地錶現瞭解放戰爭時期廣大解放區農村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的真實麵貌，熱情地歌頌瞭在黨的領導下農民奮起推翻封建主義的急風暴雨式的革命鬥爭，從而告訴讀者：土地改革不僅鏟除瞭幾韆年的封建製度，推翻瞭地主階級的統治，消滅瞭封建土地所有製，改變瞭農村的階級關係和社會風貌，而且有力地啓發瞭各階層農民的階級覺悟，改變瞭農民的精神麵貌，並且其中一些先進農民還成瞭無産階級的革命戰士，中國農民在共産黨領導下衝決封建羅網，正朝著解放大道迅速奔跑。

評價

《暴風驟雨》是一篇反映解放戰爭時期東北土改的小說，文字平實，從中摺射瞭當時的中國社會，解答瞭很多問題，包括當時的社會問題，也包括瞭現在的一些社會問題。就是為什麼要進行暴力革命，革誰的命，階級鬥爭的焦點又是什麼？ 　　按照現在走狗小資傷痕文學派的提法是革有錢人的命，是革老老實實積纍的本分地主的命。那就是土改鎮壓的是靠掌握農村政權對農民進行壓榨的惡霸地主韓老六之流，對不比他小的地主唐抓子和杜善人之流卻僅僅是沒收財産，其中杜善人還是有血債的。 　　韓老六是僞滿時代的村長，幫日本人催亞麻，催山葡萄葉子，常常提著一根大棒子，看著不順眼的就打。文中揭露的韓老六的原始積纍過程，比如變著法子剋扣長工工錢（主人公郭全海的爸爸就是這樣死的），強行占有公産水井，讓自己的馬去吃鄰近的地的莊稼然後低價朝人傢買。韓老六不被除掉，不然你種得再好的莊稼，韓老六也能夠霸去，種得越好，他霸得越早。乾得越好，韓老六越熱衷於優先剝削。為什麼能夠這樣？他掌握瞭政權。政權問題不解決，就不可能改變現實。因為民族壓迫的實質就是階級壓迫，日本鬼子來中國是為瞭壓迫中國人，不是為瞭解放中國人，他們找的代理人當然是中國人裏的壞東西。 　　因為不革命就要一直受壓迫，不革命不行。革壓迫者的命，不讓人好好活著的人的命，包括酷吏，包括黑社會、包括他們的後颱。階級鬥爭的焦點又是什麼？政權問題。壓迫是通過政權進行的，沒有政權的支持，壓迫者就不能實施壓迫。如果政權和壞人混到一起怎麼辦？那就是本原的革命，孟子說的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周立波，原名周紹義，字鳳翔，又名周奉梧。 　　1908年8月，他誕生在湖南省益陽縣清溪村一個中農兼自由職業者的傢庭。 　　1924年鞦，紹義以優異成績考入長沙省立第一中學，在先生的鼓動、啓發和教育下，從1926年開始接觸新文學，接受“五四”革命思想的熏陶，並在時局動蕩和革命的浪潮中，先後投身上海工人運動，參加“左聯”。在抗日時期，又懷著滿腔愛國主義熱忱積極奔赴抗日戰爭疆場。 　　1939年12月，他到達延安橋兒溝，被安排在魯迅藝術文學院工作。1942年毛澤東發錶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周立波文藝思想發展道路上的裏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