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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韆字

1、他們影響瞭世界的進程——叱吒風雲的領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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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偉大領袖人物的腳步聲中，我們聽到曆史隆隆的驚雷。

幾個世紀以來——從古希臘人，經過莎士比亞，直到今天——難得有幾個主題能象偉大領袖人物的性格那樣持續不斷地、強烈地吸引著劇作傢和曆史學傢。怎樣區彆他們呢？怎樣解釋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存在的那種特有的、難以確切錶達的相互關係呢？

並不隻是這些領袖們的戲劇性事件，而是他們的重要性——他們的影響纔引起人們對這些領袖們的作用有那麼大的興趣。當戲劇的最後一幕結束時，觀眾從劇院魚貫而齣，迴到傢中又開始他們的正常生活。然而，當一位領袖人物的政治生涯的帷幕下落時，觀眾的這種正常生活就發生瞭變化，曆史的進程也許就有瞭深刻的變更。

在那平凡的曆史時期，我有難得的機會在最近的三十五年期間直接地研究世界領袖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重要領袖人物中，除瞭斯大林以外我都認識。我訪問過八十多個國傢,不僅和這些領袖們打過交道，而且目睹他們進行領導的情況。我眼看一些領導人成功，另一些人失敗。我有機會從我自身經曆的角度去分析他們成敗的原因。由於飽受宦海生涯的沉浮，我懂得，除非你自己也經曆過失敗，否則，你難以真正地體會成功時的喜悅。假若你隻是坐在一旁，袖手旁觀，那也不可能完全明白一位領袖的作為究竟為什麼所驅使。

在我擔任公職的歲月裏，經常嚮我提齣的一個問題是“你所熟悉的最偉大的領袖人物是誰？”對此，不可能作一簡單的迴答。每一位領袖都處於其特定的時間、地點和場閤的條件下，領袖們和他們所處的國傢是無法互換的。溫斯頓·邱吉爾是偉人，但難以設想他會象阿登納那樣在戰後的德國成功地發揮作用。反之，阿登納也不可能象邱吉爾那樣在最危急的時刻使英國重新振作。

要把一位領袖列入偉人行列的可靠的公式，包括三個要素：一個大人物、一個大國和一個重大事件。一次，邱吉爾在評論英國十九世紀首相羅斯伯裏勛爵時說，很不幸，他生活在一個“有大人物而無重大事件的時期。”通常，我們對戰時領袖的評價高於和平時期的領袖，部分原因是由於戰爭必然帶來戲劇性的事件，部分原因是由於各國曆史詳細論述戰爭，還有一個原因是，當一位領袖遇到瞭需要他最大限度地發揮纔能去應付挑戰時，我們方能全麵地衡量這位領袖有多麼偉大。當授予榮譽勛章時，我常常思考著有多少獲得勛章的人在他們以最大的勇猛精神迎接挑戰前一定象極其普通的人一樣。沒有挑戰，他們就不能顯示齣英雄本色。戰時的挑戰使領導人所顯示齣來的品格易於衡量。和平時期的挑戰可能也是巨大的，但領袖戰勝這些挑戰構不成戲劇性事件，也引不起人們的注目。

很清楚，領導一個大國的小人物在一場重大危機中無法證明他是否偉大。反之，領導小國的大人物，盡管他具有偉人的所有品格，也決不能得到承認。還有一些領袖人物，雖然他們是大國的大人物，但他們身處巨人之下，周思來就是這麼一個人物，小心翼翼地讓聚光燈集中在毛澤東的身上。

有一個界限必須明確：那些被廣泛贊揚為“偉大的”領袖人物並不一定都是好人。俄國的彼得大帝是一個殘酷的暴君。

儒略·愷撒·亞曆山大一世和拿破侖不是以自己的政治傢風度而是以徵服者著稱於世。當我們談到曆史偉大領袖人物時，隻是很少提到那些在高度道德水平上治理國傢事務的人，而是更多地談到這些人：他們以宏偉的規模非常有效地行使權力從而極大地改變瞭本國和世界的曆史進程。邱吉爾和斯大林在不同意義上都是偉大的領袖人物。沒有邱吉爾，西歐也許遭受奴役。

沒有斯大林，東歐也許獲得自由。

在書寫領袖們時，很想包括政府範圍以外的某些我所熟悉的傑齣的領袖人物。我曾目睹大公司和勞工工會領導人為爬上最高層時象任何政客一樣進行頑強的搏鬥，然後，他們使用與外長相匹敵的外交技能來行使權力。學術界和黨派間所玩弄的陰謀詭計與當年拜占庭相比毫不遜色。以我熟悉的新聞界領導人亨利·盧斯為例，他在世界上的影響比許多國傢的領袖還要大。

但是，本書專門論述我最瞭解的、對我也是至關重要的領導能力問題。它對那些國傢領導人來說不隻是這一地位所帶來的權力問題，而且還包括責任心的問題。

在本書中論述到的每個人都有目標、遠見和事業心，這些對他們都至關重要。有些人的名字必定長期地留在人們的記憶裏。有些人卻不大為外國人所記得。但是，在有關領導的性質和在幾十年期間席捲世界的衝突方麵，每位領袖都有某些重要的方麵可以告訴我們。

我本來想把我所認識的許多領袖都寫進去，但我並沒有這樣做，例如，傑齣的拉丁美洲的領袖人物，墨西哥的阿道爾夫·羅斯·科爾蒂尼斯、阿根廷的阿爾多羅·弗朗迪西、哥倫比亞的阿爾貝托·雷拉斯·卡馬戈以及巴西的富有幻想的總統尤斯賽利諾·科彆切剋，他開發瞭自己國傢的內地。還有加拿大的萊斯特·皮爾遜和約翰·迪芬貝剋，他們兩人在性格和政治傾嚮上是截然不同的，但他們對加拿大的命運具有高度責任感，對世界有一種清晰的認識。巴基斯坦的總督古拉姆·穆罕默德以及巴基斯坦的總統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南斯拉夫的鐵托元帥。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他在大庭廣眾麵前和在私下給人留下的印象，簡直判若兩人。教皇皮厄斯十二世和保羅六世，他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不僅在精神方麵，而且在世界政治舞颱上，起著一種極其重要的作用。戰後國際組織中的一些先驅領導人，諸如比利時的保羅一亨利·斯巴剋、意大利的孟利奧·勃羅西奧、法國的羅伯特·舒曼和讓·濛納。還有其他許多人本應列入本書，隻要看看前麵提到的少數幾個人，就可以看齣，近幾十年中，世界上的領導纔能是那樣韆差萬彆，多種多樣。

在各章節中我之所以選擇上述領袖，有的是因為他們有卓越的纔能，或者是因為他們對曆史的進程具有巨大的影響；有的是因為他們有一種人們所具有的內在的興趣，有的是因為他們在這個動蕩不定的曆史時期成為推動世界前進的力量的範例。除瞭道格拉斯·麥剋阿瑟外，我沒有把美國的領導人包括在本書中，麥剋阿瑟不朽的貢獻是在現代日本的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曆史往往是敘述過去的事件，隻是偶然談到起過作用的人們。本書敘述的是領袖人物以及他們在事件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關於這些領袖人物是如何舉足輕重，又是如何迥然相異和關於領袖人物能夠産生其影響的一些素質以及他們是如何施展其影響的。

偉大的領導能力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既要求有非凡的魄力，又要求有非凡的想象力。長期以來，在美國廣泛地存在著一種信念，美國需要一位真正第一流的商人來掌管政府，需要一位已被證明能勝任並能有效地掌管一個大型企業的人。其實，這一點並未切中要害。經營管理是一迴事，領導能力卻是另一迴事。正如甫加利福尼亞大學商學院的沃倫·本尼斯所說：“經理們的目標是必須把各種事情辦得正確，領袖們的目標是必須做正確的事。”

盡管技術是必需的，但是領導能力不僅僅是個技術性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經營管理是一篇散文，領導能力是一篇詩歌。領袖人物要十分注意自己的代錶性、自己的形象，以及使人們得到激勵的思想，這是推動曆史的一股力量。人民是聽從道理的，但又為情感所驅動；作為一位領袖必須既以理服人，又要以清動人。經理考慮的是今天和明天，領袖必須考慮到後天。經理代錶的是一個進程，領袖代錶的是曆史的方嚮。

因此，一位無事可管理的經理就不是經理，但即使是一位下瞭颱的領袖仍擁有他的追隨者。

偉大的領導能力要求有一個偉大的遠見，這種遠見能激勵領袖，又使他有可能去鼓舞全國人民。人民不是熱愛就是憎恨偉大的領袖人物，他們對領袖很少是無動於衷的。

一位領袖隻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事是不夠的，他還必須能夠去做正確的事。對作齣正確決定缺乏判斷力或洞察力而又想當領袖的人，常常因為缺乏遠見而導緻失敗。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事但又做不到的人，常常是因為他們軟弱無能而導緻失敗。偉大的領袖既要有遠見，又要有能力去做正確的事。他可以雇用經理們來幫助他完成上述任務，但隻有他自己纔能製定方嚮，提供推動力。

使一位領袖著迷的偉大事業可能是一項創新或護舊的事業——衝突中互為對立麵的精明強乾的領袖經常各有其為之奮鬥的目標，這些目標是相互衝突的。一位精明強乾的領袖，盡管他為之奮鬥的事業其生命力比較脆弱，但他可以戰勝一位軟弱無能卻從事一項富有生命力的事業的領袖，或一項邪惡的事業能戰勝一項美好的事業。既沒有一套簡單的、一成不變的準則來預示曆史，也不能用它來評價曆史。各項事業與領袖人物一樣，進行迴顧時往往與原來迥然不同。有時，對曆史的評價取決於誰取得勝利。曆史學傢的傾嚮是，對勝利者比對失敗者更為仁慈，對領袖們是如此，對事業也是如此。

在我所認識的真正精明強乾的領袖們中，他們都是非常聰明、受過嚴格訓練、勤奮工作和有著強烈的自信心，他們都被一個理想所驅使，同時又去驅使其他人。所有人都目光遠大。

有的人則比其他一些人看得更清楚。

與世界曆史上任何類似的時期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年代，是一個瞬息萬變的時期。在超級大國崛起、相互對峙時，我們看到瞭巨人們之間所發生的衝突：在古老的帝國讓位於一大批新興國傢時，我們看到瞭一係列社會和政治的大變動；在武器的發展甚至超齣改變瞭人們想象的科學幻想時，我們看到瞭一個危險漸增的時期。時勢造英雄。動蕩不定的時代既産生瞭最優秀的又産生瞭最惡劣的領袖人物。赫魯曉夫是一名鐵腕式的領袖人物，但他也是一種危險力量，毛澤東推翻瞭幾座大山，但有數百萬人因此喪生。

今後將要求具有最卓越的領導纔能。據說，那些不善於研究曆史的人，肯定會重蹈曆史的覆轍，相反，如果一個時代的領袖們能比他們的前任對未來看得更遠，那是因為他們比他們的前人更高瞻遠矚。本書寫的是過去的領袖人物，但也是為瞭未來的領袖們。本書中的每一位領袖他們都研究瞭過去，並從中吸取瞭經驗教訓。反之，在今後的歲月中，我們這個世界嚮前發展的快慢和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我們從他們那裏吸取多少教益。

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剋鬆 (Richard Milhous Nixon)於１９１３年１月９日齣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附近的約巴林達鎮。愛爾蘭人後裔。１９３４年獲惠特爾學院學士學位。後進杜剋大學專修法學，１９３７年獲法學士學位。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２年在加利福尼亞州惠特爾當律師。１９３８年６月加入共和黨。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６年在海軍服役，升為海軍少校。

１９４６年，尼剋鬆當選為美國眾議院共和黨議員，開始步入政界。１９５０年當選為美國聯邦參議員。１９５２年，他作為艾森豪威爾的競選夥伴，當選為美國副總統。１９５６年他再度當選為美國副總統。１９５９年在競選總統中以微弱票差被約翰·肯尼迪擊敗。競選失敗後，尼剋鬆先後在洛杉磯和紐約從事律師工作。

１９６８年尼剋鬆重返政壇，在當年的美國大選中，他擊敗民主黨人漢弗萊和獨立競選人華萊士，當選為美國第４６屆（第３７任）總統。１９７２年１月連任第４７屆總統。１９７４年８月因“水門事件”被迫辭去總統職務。

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８日傍晚，尼剋鬆在新澤西傢中突患中風，當即被送往康奈爾中心急救。２１日下午起，他陷入“深度昏迷狀態”。２２日在紐約康奈爾醫療中心逝世，享年８１歲。

尼剋鬆於１９７２年２月首次訪華，成為訪問中國的第一位美國總統。訪華期間中美兩國政府發錶瞭著名的《上海公報》。尼剋鬆為打開中美關係大門並為改善和發展中美兩國關係作齣瞭重要貢獻。

尼剋鬆１９６２年寫瞭《６次危機》一書，記敘他自己的生活經曆，自道短長，自言甘苦。退齣政壇後，他在隱居式生活中大量讀書，尤其偏愛政治傢的著作。讀書之餘以筆耕為樂，於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先後齣版瞭《尼剋鬆迴憶錄》、《真正的戰爭》、《領袖們》、《彆再有越南》和《１９９９：不戰而勝》、《超越和平》。

１９４０年６月與瑞安結婚。他們有兩個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