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恩主》中，桑塔格对梦境、幻觉情有独钟，让读者看到了作为主人公及叙述者的“我”的梦里人生。在这部篇幅不长的叙述作品中，“我”一共做了十三个梦，这还不包括这些梦的不同版本，而“我”差不多就在做梦和释梦中度过了六十一年的人生。因为父亲忙生意，姐姐嫁人，母亲去世，“我”从小就备尝孤独的滋味，并养成了耽于沉思的习惯。在省城读到大三，因发表一篇小题大作的哲学论文而退学，并进入一对中年夫妇——安德斯夫妇——的社交圈。沙龙搞得热热闹闹，“我”虽置身其间，但仍痴迷于自己的思考，并感觉自己踏上了一次精神之旅。然后，开始做梦，先是“两个房间之梦”。梦里的“我”表现出本人的某些性格特征——狡黠的谦卑，动辄产生羞耻感、哀求、害怕的样子，想与梦里压迫“我”、支派“我”的人讲和、套磁儿，等等。接着，“我”开始释梦，并请人帮着释梦。同样的梦中人出现在不同的梦里，如沙龙女主人安德斯太太，在梦里，她一会儿拒绝“我”的要求，一会儿又给“我”投怀送抱。“我”做的这些梦名堂很大，内容各异，包括“我”梦醒之后命名的“非常派对之梦”、“宗教梦”、“老资助人之梦”、“钢琴课之梦”、“镜子之梦”、“红枕头之梦”、“破窗之梦”、“泥鞋子之梦”、“军火库之梦”、“文学梦”、“木偶之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最为有趣的是，“我”在梦和日常生活之间搭起桥梁，也因此品尝到了内在生活的滋味。内在生活改变了“我”对他人的态度，梦指导并改变我的日常生活。过着这种亦梦亦真、合二为一的梦生活，“我”充满活力。在梦的导引下，“我”勾引安德斯太太，乘她丈夫出差在外的机会与她私奔。“我”和她在一座阿拉伯城尽情玩乐，而后慷慨地把她卖给一个阿拉伯商人。依稀是两年后吧，她伤痕累累、可怜兮兮地回来。“梦”指示“我”杀死她，可“我”没有成功，因为她坚不可摧。“我”把父亲留下的房子赠给她，等等。梦境和幻想在《恩主》中，似乎不仅起到了展开情节的作用，它们倒更像是小说中的主角儿，梦一个接一个地做，而且，“梦中复有梦中梦”，居然还有了自己的生命和逻辑。梦境和幻觉呈现出处于自我感知、自我探索之中的“我”的困惑和孤独，“我”内在的心灵世界由此也得到真实的再现。

提起美国当代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 ），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很可能是她在《长青评论》上发表的《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1964）。该文的发表，使桑塔格以理论研究而蜚声文坛。不过，料想人们也不会忘记她作为评论家和小说家的“两栖人”身份。事实上，她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小说——一部她自己很喜爱的小说，即《恩主》（The Benefactor， 1963）。

苏珊·桑塔格有着良好的艺术禀赋，她从小就做作家梦，七岁动笔写作。她在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度过童年时代，在伯克利大学就读，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51年毕业，又于1954年和1955年在哈佛大学分别获得文学和哲学硕士学位，随即远赴欧洲，继续攻读哲学。在牛津和巴黎这两个知识和思潮的集散地，桑塔格深受影响。桑塔格年轻气盛，她看到当时的文人学士有许多人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不免技痒，也想一试身手。当时法国流行的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以阿兰·罗布格里耶等人的新小说和欧仁·尤奈斯库等人的荒诞派戏剧为代表的文艺思潮及其创作实践给桑塔格以极大的启发。存在主义哲学提出的一些基本思想，如存在先于本质、世界和人的处境的荒诞性、自由选择等，使桑塔格认识到对现实作出存在主义观照的意义，她意识到存在主义文学力图揭示世界及人生的荒诞性。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新小说则强调对小说传统形式的摒弃。阿兰·罗布格里耶就曾毫不客气地指出，传统小说“单调地使用过去时和第三人称，无条件地以时间为发展，以情节为线索的做法，千篇一律地按照人的愿望去安排，每一情节都与情节关连等等——都是强调一个稳定和谐、连绵不断、没有歧义的、完整无缺的世界”，在他看来，这样的世界是不真实的。

在二战后法国哲学思潮和文艺思潮的双重影响下，苏珊·桑塔格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美学观，并在一系列论著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存在主义文学观。她呼应欧洲现代主义创作理论与实践，并按照自己的理念完成了她最初的文学创作，其中当然包括《恩主》这部长篇小说处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