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伯雨（1906－1992）齣身澄海的豪門傢庭，高氏傢族與隆都的陳慈黌傢族齊名的華僑傢族。高氏傢族自在南洋發跡之後，其第三代高繩芝在汕頭創辦瞭自來水公司和開明電燈公司；在澄海開辦振發織布局；又在汕頭和澄海之間架設瞭潮汕地區第一條長途電話綫路，是近代僑資企業的開拓者。至今，汕頭中山公園內還保存有一個 “繩芝亭”紀念他。高伯雨是高繩芝的六弟，原名秉蔭，又名貞白，筆名林熙。關於他的經曆，何傢乾在《隨筆大傢高伯雨》有一個簡要的敘述：

高伯雨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廣州、香港和潮州度過的。成年後，他曾短期遊學日本，1926年後浪遊歐洲，主修英國文學。迴國後，先是在故都北平跟溥儒習畫，隨楊韆裏學篆刻。三十年代後，曾短期任職南京外交部和上海中國銀行，但隻是玩票性質。他藉助故傢餘蔭，不以謀生為意。他自承，在戰前中國銀行資料室工作時，每天看幾十種報紙，大多與經濟無關，隻是關注名人的行藏。高氏愛結交人物，周鏇於名流學者之間，和當時的文化、學術、書畫界名傢過從甚密。1937年後，高伯雨移居香港，靠賣文為生。嶺南多雨，因平生喜雨，故號伯雨，在報紙上開設的專欄和以後結集的隨筆也多以聽雨樓為名。

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和周作人的交往。周作人自號苦雨，高伯雨則喜歡“聽雨”實際上卻似有一種心靈的默契。高伯雨有《周作人收藏的金石》一文談及兩人的交往，高伯雨說：

“1935年，我在北平由瀋啓無介紹和周作人先生相識，並見數麵，那時候我正全部精神注在寫字寫畫，對西洋文學已經興趣大減，還是周作人林語堂提倡小品文閤我口味，故此對同住一城的知堂先生景仰更深。七七事變後，我未曾和他通信。1956年5月，我到北京，也不敢探問他住在何處。1961年7月，我寄給他拙作兩種，一為《中國曆史文物趣談》，另一種叫什麼我可忘記瞭。”

高伯雨開始是喜歡周作人的字，“以其古拙自然。”慢慢地，兩人交往逐漸多瞭起來。後來，高伯雨自己編輯《大華》月刊，就嚮周作人約稿。查閱《周作人年譜》和鮑耀明編的《周作人晚年書信》， 1958年後周作人與高伯雨通信頗多，在周作人的日記中時有所見， 1962年6月4日，周作人甚至還收到高伯雨寄的糖、麵粉、生油等物品，足見兩人關係不淺。高伯雨的《春風廬聯話》，就是由周作人題簽的。

據高伯雨說，他收藏的周作人信劄有100封左右，這些書信已經成為研究周作人晚年生活和思想的珍貴資料。華東師範大學的陳子善教授曾在香港見到晚年的高伯雨，“雖僅一麵之緣，他後來惠寄新著《聽雨樓隨筆》，至今仍然是我的珍藏。他去世之後，我又有機會見到他的夫人，復印瞭他保存的知堂老人五六十年代給他的數十封信劄。”

關於高伯雨的著作，據估計文字多達1000萬字，但在內地卻長期少為人知。1998年，遼寜教育齣版社齣版瞭他的《聽雨樓隨筆》.此書收集瞭高伯雨在香港齣版的幾部以“聽雨樓”為題的隨筆集的大部分文章，齣版後開始引起關注。薑德明、盧繼定、彭妙艷和香港的何傢乾先後有文介紹。我覺得最好的介紹莫過於薑得明先生的《聽雨五集》和《聽雨集外》兩篇文章。薑先生說：

“（高伯雨）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報紙副刊寫瞭幾個專欄，前後足有上韆萬字。主攻的方嚮一直沒有離開我國近代史事和人物掌故。”

“他的隨筆可讀性很強。貌似談野史，實則提供不少內幕，介紹瞭不少知識，卻不存半點臆測和傳聞。甚至連人物的生卒年月都加以認真考證，堪稱處處有根據，事事有來曆，可補正史之不足。”

高伯雨又以秦仲和的筆名譯述瞭兩部有關近代史的著作：《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和《紫禁城的黃昏》。翻譯《紫禁城的黃昏》時，高伯雨彆開生麵地加瞭大量譯注，就像薑德明先生說的，“那譯注簡直可以當作一篇篇獨立的隨筆來讀。”這有點像唐得剛譯注的《鬍適口述自傳》，注文和正文相映生輝，很受學術界的重視，連李敖都贊賞有加，用“李敖齣版社“的名義在颱灣翻印瞭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