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齣芳草、齣鮮花、齣佳人、齣纔子、齣溫馨、齣纏綿。不知從何時開始，江南有關風花雪月的種種，在總體上被明媚清澈的江南之水所映帶、所纏連，打成一片後，更增添瞭其委婉和秀麗的魅力。

我在很小的時候，也是基於這樣的視角來認識江南的：江南的地方是富庶，江南的風俗是文明、江南人的處世是揖讓，江南的男人是文弱，江南的女人是柔婉，江南的故事是愛情。因為生於江南，認同於江南的此情此景，所以，我的思維方式也因此變得習慣意義上的江南化瞭（雖然這樣的用詞本身就是偏見存大的證明）。學習古典文學時，專注於陶淵明的那種“悠然見南山”的靜穆的偉大而對金剛怒目式的另一麵熟視無睹即為一例，分析白蛇與許仙的纏綿情節而忽視其英勇的抗爭又為一例。而《莊子》中對斷發文身無需冠冕服飾的越人的斷語，一度也認為是自以為文明的外鄉人的偏見，是小說傢言，當不得真的。是魯迅，促使我對江南，對“江南式”的思維方式作瞭重新審視。現在要尋找我重新審視江南的發端是睏難的，但記憶中能肯定的是，給我較強烈也是最直接衝擊的，不是因為魯迅的戰鬥性與其齣生地江南水鄉紹興的聯係，而是他與英國作傢蕭伯納的閤影。高大的蕭伯納和矮小瘦弱的魯迅站在一起，後者就像是前者照顧著的一個弱者。蕭伯納思想的銳氣與其對社會的批判性，在其被稱為“反論”式的戲劇中得到瞭淋灕盡緻的發揮，他的身軀之高與他的作品的宏大都是協調的。但魯迅，他的矮小瘦弱、他的小品式的雜文，與他戰鬥性之間構成瞭一種不同尋常的連接。這種戰鬥性不僅在與他的對手直接較量中體現齣來，也體現在他的學術研究中、他的思維方式中。柔美與剛烈的並存，在他的散文《雪》中可見一斑。而《鞦夜》一文，立足於鞦夜對春景的前瞻後顧，也使人難忘。順著這樣的綫索，我的眼睛被洗過一樣從粼粼的波光中看到瞭摺射齣的劍與匕首的寒光，感受瞭風的呼嘯、花的帶刺、雪的凜冽和月的陰冷。在繁花似錦的春天裏，也感受瞭鞦夜的肅殺之氣。我因此探究起那些齣生在江南或者主要活動在江南的戰士與鬥士，留意於吳越之地的有關鬥勇、仇殺的民間傳說，留意於産自吳越的劍器以及流蕩在許多貌似文弱柔婉之人身上的一種劍氣。在我的故鄉嘉定我曾不止一次來孔廟前的匯龍潭水在“嘉定大屠”的日子裏怎樣使岸邊的鮮花也染上血的腥味。在我們對傳統的南北地域文化的特徵勾勒中，力圖另闢蹊徑而發現一種雜糅的變異，一種全新和生命彈力，一種整閤瞭外錶的弱小與柔和而特具的大智慧與大勇氣。也許，這樣的大智慧和大勇氣，較之一般意義上的智慧和勇氣。更多瞭幾分懸念和詭秘。正是在對江南風俗以及江南人的不斷發展的認識中，我和研究魯迅的學者薛毅共同策劃瞭江南的“文化對看”書係。其用意，是希望人們對江南文化有一番重新認識，既糾正一種有關特定地域曆史文化的偏見，也希望我們在思維方式上能藉此反省。說到底，如果前此，我們對江南水鄉之水的認同更偏重於它的明媚、秀麗與柔弱這一麵，並一直被它所滋潤的話，那麼，水的堅強和韌性卻早已被先哲道破，《老子》有句去：“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就這一點而論，本“文化對看”書係的齣版，隻是從兩方麵梳理齣一點世人習而不察的資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