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施与人者，天必与之，”格言集上的这句箴言，每个作家都可以心安理得地以下述的含义予以证实：“讲了很多故事的人，必有人讲故事给他听。”通常人们总以为，在诗人的头脑里，想像力运转奔驰，一刻不停，诗人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库存里不断地杜撰出形形色色的事件和故事。这种想法，其实是最错误不过的了。事实上，只要诗人观察和谛听的本领日益增长，接连不断地总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和事件需要他去复述，那他根本不必杜撰，只消把这些向他涌来的人和事予以再现就行了。经常试图解释别人命运的人，定会有许多人向他叙述自己的命运。

这本书里发生的事情也是从头到尾几乎原封不动由别人以书中复述的形式说给我听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最近到维也纳去，这一次因为事务庞杂，弄得我疲惫不堪。晚上我到市郊的一家饭馆去吃饭，满心以为，这家饭馆早已不是时髦酒家，问津者想必寥寥无几。可是我刚踏进门去，就懊恼地意识到我估计错误。在近门的第一张桌子旁边就有个熟人站起身来，用各种手势表现出他真诚的快乐。当然，我并没有报以同样的热忱。他邀请我在他身边坐下。如果说这位热心的先生是个令人不快或者招人讨厌的人物，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只不过是死乞白赖硬要结交朋友的那种人。他们像孩子集邮那样孜孜不倦地积攒朋友，因而对他们收集的朋友当中的每一种样品都怀有特殊的骄傲。这个心地善良的怪人是个知识渊博、办事干练的档案管理员，这个职务反倒成了他操的副业。他全部生活的意义则仅仅限于这样一种微小的满足：碰到报纸上偶尔出现的每一个人名，他都能怀着虚荣心，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口气补上一句：“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或者“啊，昨天我还跟他见过面呢”，或者“我的朋友A君对我说，而我的朋友B君认为”，就这样一口气顺着字母表把他的朋友挨个介绍。在他朋友们发表的新戏初次公演的时候，他总是忠实可靠地鼓掌喝彩，第二天早上准给每一个女演员打电话表示祝贺。他绝不忘记每一个朋友的生日，报上发表的使人不悦的评论他总瞒着不让朋友知道，而赞扬的评论他便出于好心关注一一寄给朋友。所以，他不是一个令人不快的人物，他是真心诚意地对人热心。要是你偶尔求他帮个小忙，或者让他那把朋友熟人当作纪念物收藏起来的珍藏馆增添一件新的珍品，他就会感到无比幸福。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是奥地利的著名作家，从二十年代起，他“以德语创作赢得了不让于英、法语作品的广泛声誉”。他善于运用各种体裁，写过诗、小说、戏剧、文论、传记，还从事过文学翻译，但他的作品中以传记和小说最为著称。

1881年11月28日，茨威格出生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一个犹太富商家里。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文艺熏陶，十六岁便在维也纳《社会》杂志上发表诗作。1899年中学毕业，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德国和法国文学，接触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研究和翻译过法国波德莱尔和魏尔伦、比利时凡尔哈伦的诗歌。1900年曾去柏林学习过一个学期。他有意识地深 入社会底层，了解一些遭人唾弃的卑贱者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1903年获博士学位。

茨威格早期的诗集《银弦》(1901)和《早年的花冠》(1906)、小说集《埃利卡·艾瓦尔德之恋》(1904)等，受当时盛行的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影响，缺乏内容和新意。

从190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创作上渐趋成熟。除了《泰西特斯》(1907)、《海滨之屋》(1912)和《化身戏子》(1913)等剧本外，他还发表了小说集《最初的经历》(1911)，由有声望的莱比锡岛屿出版社出版。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茨威格在《柏林日报》(9月19日)上发表《致外国友人》一文，表明自己忠于同他们的友谊，以及来日和他们携手重建欧洲文化的愿望。第一次大战期间，欧洲许多知名作家都未能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影响，唯有少数人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反战立场，茨威格便是其中之一。

茨威格经历了战后的灾难：饥馑、寒冷和通货膨胀；对他触动最深的是社会道德的沦丧。此后的二十余年是他的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他的主要作品，大多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一方面是传记著作。他的《三大师》(1920)论述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斯陀耶夫斯基。接着，他撰写了《罗曼·罗兰》(1921)。其他的传记著作有：《同魔鬼作斗争》(1923，记述三个患精神病的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自画像的名手》(1928，记述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精神疗法》(1931，记述发明催眠术的奥地利医生墨斯墨尔、所谓“基督教科学”创始人玛丽·贝克和著名精神病学者弗洛伊德)，《玛丽亚·安托万内特》(1932)和《玛丽亚·斯图亚特》(1933)等。这些著作表达了他对于以自由精神和人道主义为中心的西欧文化的尊崇。

另一方面是小说。《心的焦躁》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作于1938年。这一时期的中短篇包括：《恐惧》(1920；1925年改写)、《马来狂人》(1922)、《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22)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1922)、《月光胡同》(1922)、《看不见的珍藏》(1927)等等。他作品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他最擅长的手法是细腻的心理描写。他尤其着重选取资产阶级社会中妇女的不幸遭遇的题材 ，揭露“文明人”圈子的生活空虚和道德败坏，谴责对女性的不尊重和对人的善良品质的残害，赞美同情、了解、仁爱和宽恕。他努力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描写道德败坏给人带来的情感上的痛苦，揭示个人心灵中种种抽象的美德，甚至让已经堕落的人身上闪耀出道义的火花，他的目的是要改进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人们的精神面貌。

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4年发生维也纳事件，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要求德、奥合并，茨威格不得已迁居英国。1938年，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他便加入英国籍，不久又离英赴美，1940年经纽约去巴西。

1942年2月23日，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杀。他在去世之前，完成了《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这是他一生的历史，也是他那一代人的历史；这是对昨日的世界，亦即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沉沦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回忆。他死后发表的《象棋的故事》(1941)，是他的最后一篇小说，沉痛地诉说了一个心灵和才智遭到纳粹摧残的人的经历。

茨威格一生写过、同情过许多人的不幸遭遇，他的不幸遭遇自然也得到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