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主要從文化史的角度入手，藉由檢討明代士紳對民間喪葬禮俗的態度，探究有明一代菁英階層與通俗文化的關係。

第一章討論明初國家禮制建立的過程，及明代官定喪禮所呈現的文化意義。本章中指出喪禮作為評判社會風俗的一個要項，為明初統治者所注意，《大明集禮》、《孝慈錄》、《朱子家禮》的頒佈，即是期望藉由一套標準化的喪禮儀式，將身分等級原則與儒家喪禮盡孝致哀的精神，具體推行於社會。同時藉由鳥瞰明代民間喪葬習尚的變化，指出明代中葉以後，民間喪俗隨著經濟力的提升而日趨奢侈違禮，社會風氣與民眾的思想觀念也開始轉變，世人在生活儀節上與官方禮制對抗，當社會風尚與明初尊卑有等的理想秩序漸行漸遠時，懷抱經世之志的士紳寄予高度的關切，期望在庶民之間推行儒家喪禮的精神，以為挽救世道人心的良方。

第二章由喪禮到葬禮分為三部份，分別檢討士紳針對居喪儀節、佛道式喪禮與風水擇葬等現象所發表的議論，其具體的意見可大別為三類：其一、世人居喪的形式化，以及喪儀的奢侈僭禮與功利化；其二、世人用佛道式喪禮的心態與可能造成的社會風俗與經濟問題；其三、風水擇葬中葬師的角色、世人貪求吉福引發的社會問題，及風水與孝道之間的關係。由知識階層的議論看來，他們論理的方式多比較注重現實的層面，著眼點也在這些喪俗可能引發的社會秩序危機。士紳也特別注意民間喪俗違背儒家喪葬禮制的部份。其中最嚴重的是儒家喪禮中的盡哀精神受到挑戰，與孝道價值觀轉化的問題。由討論可知，士紳的批評言論中較少針對佛道儀式的內涵與風水理論本身，反而是藉由社會現象的針砭，凸顯民間喪俗不合於禮的部份，以進一步喚醒時人對儒禮的重視。

第三章的重點為士紳在社會風氣的刺激下，所展開的對儒家喪葬禮制的檢討，尤其著重探討喪服制度中子為母服原則的改變所顯現的社會文化意涵，以及當時極為興盛的私修禮書風氣所顯示的時代意義。值得注意的是，知識份子對儒禮的提倡，並非執著於以復古為職志。他們深切體會古代禮經中部份禮文已經不合時宜的事實，為求儒禮能有效行於民間，檢討禮制並適時加以修改遂成當務之急。這在當時大量出版的《家禮》類註釋書籍及喪葬類禮書中可以看出。這些私修禮書大部份雖然形式與內容倣自《朱子家禮》，但由其中對《家禮》條文的釋疑與增刪，可見士人藉著禮文調整儒禮與民間喪俗落差的用意。私修禮書的這項特質說明了明人禮學研究的特色，相較於清儒注重經學考證的禮學研究，明人著重在如何增加儒禮的實踐性。

第四章主要研究士紳革除喪俗弊端的具體行動。這些行動包括宗族、鄉約及葬社組織等方式。這三種組織在改革行動中往往是重疊而交互應用的。由本文所討論的例子如劉孔當的家會、葉春及在惠安舉行的鄉約，及張履祥、陳確等籌組的葬親社來看，晚明的士紳常透過固定時間，集合群眾，以較通俗的方式宣揚儒家的倫理德目來改善社會風氣。而在從事喪俗改革時，這些「經世濟民」型的士紳並不認為禮只適用於士階層以上，他們注重透過士紳認可的禮儀行為，傳達儒家正統的價值觀念，在晚明社會僭擬無等的情況下，這是一種重建知識階層理想社會秩序的努力，也進一步達成了「禮下庶人」的效果。

在結論中則指出，相較於清代主要由國家擔負起正風俗之責，在改革喪俗的弊端上，明代士紳確以不同的態度處理他們所面臨的時代問題，他們重視禮的實踐，並企圖在民間社會也建立一套禮制的標準，以挽救日益浮薄的社會風氣。這樣的傾向應可視為自宋代以後「禮下庶人」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