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編撰是科學，還是藝術，或是二者兼之？這是歸屬曆史哲學本體論的一個命題。17世紀，法國哲學傢、物理學傢笛卡爾與意大利美學傢、曆史循環論的創始者維科，曾先後作齣瞭不同的結論，由此引發瞭西方史學界長達三百餘年的爭論。19世紀末，又有人提齣要建立曆史科學，強調曆史學傢應該“用精密科學的方法尋找它的事實”。持反對意見者則針鋒相對，主張曆史編撰要詩化，批評那些缺乏“激情”的史學傢不過是曆史的“製模工”，不具備“學者的資格”。二戰以後，又有人扯起敘述主義史學的旗幟，要以語言文獻研究方法治史，直截瞭當地提齣曆史編撰是門藝術，讓曆史學傢“嚮敘事迴歸”。1973年，美國曆史學傢海登·懷特在其代錶作《元史學》中不僅肯定此說，而且提齣瞭“成文曆史”的新概念。他強調：“曆史作品以敘事散文的話語作為言語結構”，也就是，編撰曆史首先要“當作一種文學形式來處理”，同時，還應對“曆史感悟和曆史概念的性質和特徵”作“重新定位”。顯然，懷特對18世紀以來傳統史學恪守在科學規則框架內處理曆史編撰問題的治史方法進行瞭全麵質疑。

《元史學》的齣版，在西方史學界再次引發瞭“曆史是科學還是藝術”的大討論。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由於美國權威刊物《反思曆史》發錶瞭著名史學傢G·伊格爾斯的質疑文章以及懷特的迴應批評，則將這場爭論推嚮瞭高潮。“曆史是科學還是藝術”又一次成為“世紀話題”而引起各國曆史學傢的關注。所不同的是，這次爭論已由本體論的曆史話語，引申到曆史認識論、倫理學、美學、語言學與諸多學科領域，衍生齣曆史編撰中的事實與虛構、描述與敘述、文本與背景、意識與科學等眾多話題的學術討論，涉及瞭“成文曆史”在走齣中世紀以來傳統史學框架後如何在現代與後現代語境下構建治史思維方法、話語約定等史學研究目標的一係列重大課題。無論是伊格爾斯與懷特的辯論，還是喬·巴雷拉重申曆史編撰的“社會科學的基本原則”（《創造曆史與講述曆史》），波蘭學者多曼斯卡強調“曆史的崇高”在於“史學書寫的非審美化”，沃勒斯坦演繹“書寫曆史”與“虛構故事、宣傳、新聞報道”的同質關聯，都錶現瞭西方史學傢構建新史學的理論創新的探索精神。

可以說，這一“世紀話題”所賦予的意義將當下國際史學研究推到瞭前所未有的高度。這無疑為我國的史學建設提供瞭可資藉鑒的思想資源和治史經驗。

收入《書寫曆史》（“史學前沿”叢書第一輯）的諸篇經典論文對漢語學術思想界重新認識編撰、闡釋中國的曆史有著很嚴肅的啓示意義。筆者認為，至少在二個方麵可獲得啓迪。一是新世紀史學研究和理論構建應是開放性的，也就是要自覺地置身於現代性的曆史語境，對傳統史學作全方位的反思，對曆史感悟、史學概念的性質和涵義的演繹需要貫注學術前沿性的探索精神和人文關懷的曆史文化意識；二是構建史學研究目標（包括史學理論的主體研究及文體書寫形式的探索）也應建立在跨文化、跨學科的學術比較的基礎上，在重視成文曆史的方法論創新與重建過程中，不偏廢曆史意識，唯此纔能獲得曆史研究的科學方法和真理標準的共識。

當然，《書寫曆史》匯集當代西方曆史學傢對“世紀話題”討論的最新成果，並不意味著鼓勵中國史學研究去照搬西方的史學模式和理論體係，而是提倡重在藉鑒和參照。這也是齣版“史學前沿”叢書的齣發點和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