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日本占领期间山西社会经济损失的调查研究》是关于日本占领期间山西社会经济损失的区域性调查研究，通过对有关山西抗战损失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和地方文献的搜集梳理，以地域为研究范围，以历史学、统计学、社会学、人口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为分析工具，提出了对山西在抗战中实际受损程度的基本估量，并以之为基础比较全面而客观地分析了战争的显性破坏和和隐性影响，特别是对战争隐性损失的评估和分析具有创新意义。研究的主要意图不再限于从表层上描述日本的侵华暴行，而在于通过大量数据的统计及量化分析从深层上挖掘战争的应时性与历时性破坏作用，并力图使这些证据及其分析结果形成难以翻案的历史“铁证”。

山西属于农牧结合地区，在地势上多表现为山岳地带，除河东一带部分地区土地肥沃外，其余各地均较贫瘠，加之水利资源有限，近代农业生产所受限制较大。作为一个以农为主的省份，耕地自然是其发展的基本要素。据统计，1932年前，山西耕地一直保持在6 000万亩左右，之后略有下降，但到1936年又恢复到6 510万亩。耕地中旱田多，水田少。据1935年统计，全省旱地面积5 551万亩，占农田总面积的97.2％；平地2 244.5万亩，占农田总面积的39.28％；山坡地2 772.22万亩，占总面积的48.51％；河滩地243.83万亩，占总面积的4.26％；碱地243.71万亩，占总面积的4.25％；荒地48.99万亩，占总面积的0.86％；水田面积161.02万亩，仅占农田总面积的2.8％。

从土地肥瘦程度及与自然环境关系上讲，大体可分为北部、中部及南部三个区域，农作物无论从产量还是品种上也均可照此划分。北部地区人口分布较为稀疏，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且灌溉设施不甚发达，加上冬季寒冷，农作物多为一年一季。农作物主要是燕麦、粟、高粱等，其次是豆类、马铃薯、荞麦、胡麻等，小麦均为春天播种且面积很少。该地区百姓主要食用燕麦、小麦、马铃薯，并辅以高粱、豆类。到20世纪30年代，粮食亩产量也没有超过8斗，每年粮食总产量约1 000万石，除去自用尚余350万石。中部地区是以太原盆地为核心的辐射区域，此处为山西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人口稠密，水利条件较好，且气候较温和，能够种植部分冬季作物。农作物以小麦为主，次为燕麦、玉米等以及少量水田作物。亩产量比北部地区高，每亩平均在1.2石以上，粮食年产量达2 700余万石。该地区人民多以高粱、玉米为食，所产小麦大都销往晋南或外省。同时，盛产各类水果，崞县梨、忻县桃杏以及徐沟和文水等地葡萄、汾阳核桃不仅产量可观，且口感驰名中外。定襄、文水、汾阳、太谷、祁县等地则是山西著名产棉区，年产棉均在3万担左右。山西南部地区属于重要产棉区，20世纪30年代年产棉花达60万担。农产品主要为小麦，大约每年可产500万石，其次是高粱、玉米、豆类等。

岳谦厚（1969）男，山西偏关人，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及中共党史研究。重要著作有《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顾维钧与抗白外交》、《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合著）、《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陕农村社会：以张闻天晋陕农村调查资料为中心的研究》（合著）、《战时日军对山西社会生态之破坏》、《媒体·社会与国家》：《大公报》与《20世纪初期之中国》、《民国史纪事本末（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抗日战争史》等，发表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