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可以遺傳的，南偉然、南嚮北就是明證，作為父女，前者擔任過樂清市文化館副館長，後者擔任過樂清市文物館館長，而在相繼退休後，兩人共同把餘生投入到搶救民俗文化中去。曆經三年艱辛，一本融進瞭兩代人心血的《樂清傳統民俗》終於付梓齣版。

這本由浙江攝影齣版社齣版的書，剖取民國時期樂清社會的橫斷麵，追錄當時歲時節令、經濟民俗、生活習俗、人生禮儀、民間遊藝等風土民情，為我們描繪瞭一幅較為完整的樂清風俗畫捲。

2000年，樂清市開展民俗文物大徵集，發現一些文物有的無物存在，有的隻留在老人們的記憶中。眼看傳統民俗文化被外來文化、現代科技文化一天天衝淡消失，“搶救傳統本土文化”念頭在我心中驟然升起。2001年，我嚮樂清市委請戰編寫《樂清傳統民俗》一書，獲得5萬元經費，並把艱巨的撰稿任務交給79歲的老文化工作者———我的父親南偉然。父親寫成初稿後，寄給全市各地文化老人補充，但補充的不多，還不夠全麵，而且有些內容還需印證。可年弱的父親單獨無能力齣門，一度陷入睏境。

2002年下半年，我從文物館長位置上退下來，協助爸爸，專門外齣調查采訪，為此跑遍瞭全市各地的老房子、破房子、鄉村角落去淘金，因為老房子上寫著曆史故事，破房子裏會發現曆史遺物。

民風民俗是祖先世代真實傳承下來的，都要考證過，不能聽一人說瞭算，起碼要有五人以上一緻證實。平時不大注意的老人亭、夏天的橋頭，乃至輪椅病榻上的老人都成瞭我的瞄準對象，但70歲左右的說自己太年輕，不大瞭解。80歲左右的或健忘或沒文化，對傳統文化理解模糊，錶達不清。因此，有效的采訪對象極少，調查很睏難。

為調查樂成鎮“二月二擺大斛”這一習俗，我順著老街挨傢挨戶問本地世居老人。70歲左右的老人說記不大清楚，隻看過場景，80歲左右的老人說沒有操辦過，說不齣全過程，更不知由來。很多人都叫我去問北大街的陳元康老人，我高興地跑到陳元康傢裏，看到的卻是他的兒子坐在他的床前等待為他送終。我恨自己為什麼不早幾天過來。拼湊老人們的片斷迴憶，我分析這項活動與道教有關。我跑到道教協會，打聽到石馬村80多歲的陳安占道士，完整瞭解到“二月二擺大斛”的全過程，還得知“擺大斛”在石馬村廣應宮一直沿用，時間是每年二月十四。等到今年二月十四，我帶上攝影師前去攝下這珍貴的場麵。

父親定瞭初稿後，我發現還是有些漏寫瞭。如雨傘，當時的雨傘是哪裏來的？我突然想起柳市有一個地名叫“雨傘橋頭”，會不會和“雨傘”有關係呢？我趕到當地，那裏除瞭洋房林立，再看不到任何與雨傘有關的東西。我就地挨傢挨戶詢問，全是“不知道”。有位大伯看我如此心切，就指瞭指前麵的一座大舊宅說：“那裏有位90多歲的老人，他肯定知道。”我趕緊跑到大舊宅，門口的一位大嬸說：“你來得太晚瞭，阿公現在腦袋不清楚瞭，看到女兒都叫媽媽。”我總不死心，這巷齣那巷進，終於找到瞭85歲的黃真雄母親，瞭解到雨傘橋頭有兩傢包姓傘店，製作與銷售同在一傢店裏進行，後來一傢搬到溫州去，一傢搬到蟾河堡堂變成製傘廠。後又找到製傘廠工人，還知道搬到溫州的那傢叫“包天順”，開得很紅火。

又如喪事齣殯禮節，復雜之極，因舊俗在沿用過程中會不斷地演變。解放前與解放後，“文革”前與“文革”後，改革前與改革後，都有很大的差彆。我到處打聽尋找那些經常幫人操辦白喜事的各年齡段的人，采訪瞭幾十個人。不管他們說的是哪個時期的，先一一記下來，然後再梳理印證，纔踏實地落筆，交給父親。

在這幾年裏，我的眼睛成瞭攝像機，耳朵成瞭錄音機。看到東西，馬上請人去拍，整天帶著筆記本，隨聽隨記隨采訪。除瞭看、聽外，還要加上想。比如所寫的都是民間之事，不知過去官方和民間是怎樣一種關係？我跑到老縣衙門周圍一帶，詢問世居在那裏的老人們，瞭解到“歡送清官”的風俗。

那些已經中斷瞭或正在逐漸退齣曆史的風俗，攝影師們都到偏僻的地方去找、去問，有時打聽到瞭，主人不在，又要跑一趟。有時找到東西瞭，還要當導演，要恢復原來的場景。如淡溪鎮文化站的吳芬媚同誌拍攝“吹螺賣肉”，要叫人穿上當時賣肉的服裝，到菜市場上藉肉，挑至田邊小路上去拍。如象陽鎮文化站的趙文微同誌拍“做圓木”場景，把所有東西搬至一座古民居中堂，請一位圓木師傅來演示，然後拍攝。

有些傳統的東西，正在迅速消失。如竹製的搖籃、坐（棓）、(阝豈)器。我帶著攝影師在山區轉，每到一村，就去找古民居，找到古民居，就找破樓閣。主人往往都外齣打工或住到城裏去瞭，那些被淘汰瞭的東西丟在那裏沒人管，這些地方最有可能發現東西。一天，在中雁蕩上坭村，一座古民居塌倒瞭一半的樓閣上，我們終於找到瞭一隻竹搖籃，像得瞭寶一樣，高興地跳起來。

《樂清傳統民俗》齣版瞭，我覺得很欣慰。雖然不是什麼瞭不起的事。但是意義是重大的。因為這是一項搶救工作，早一天和遲一天，結果是不一樣的。我多麼希望有更多的人來保護搶救屬於我們自己民族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