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研究有其新的發展。約自晚清百餘年來政治社會的變動，時代環境之邅遞，影響及思想學術的演變；歷史的研究、史學的發展也不能外於這演變之中。稍早，顧頡剛以為除去考據補證的傳統外，在金石器物、邊疆史地、今文經學、外國史地等方面的學術興起，都影響到歷史研究的新方向。而後，考古學、中外交通史、新史料的發現，俗文學及社會史的研究，更開展了歷史學的新發展。這種新方向、新發展是受到時代變遷與西學傳入而逐漸形成的。因時代變遷，轉而注意到與時勢需要、時局相關的課題，這也本是經世致用的傳統態度。因西學的傳入，帶來新的史學方法與史觀，加上歐美、日本對中國研究的學術刺激，以及成果的參考，乃至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推波助瀾，使傳統歷史學的研究、討論，因而注入大量新血，於是有近代史學新面貌的開展。「銅山西崩，洛鐘東響」，當可以說明新史學與傳統史學在近代以來的關係。

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年裡，梁啟超、嚴復、譚嗣同、徐仁鑄、羅振玉、劉師培、陳黻宸等人都不約而同地展開對傳統舊史的批評；而提倡社會大眾的民史之餘，同時也致力於鼓吹新的治史、著史的方法及觀念。不論王國維以歷史學為一科學的提法，或章太炎以史學為但問求真、不問致用；都說明那些年代裡對傳統史學的焦慮以及急欲求得新史學的出現。以高唱史學革命的梁啟超為例，他博學才高，與同時許多學者都引介了不少西方學術，而他頗受日本浮田和民的影響，提出新史學的理論及方法。但他的思想時在進取與保守間有著矛盾，又帶有相當的政治色彩，這些在那一代學者的身上多少都可以發現；似乎急於尋求一帖萬靈丹，將時局國勢能畢其功於一役。在學術上因之也不免出現類似的影子，以致於使晚清思想界部份地方看來粗率淺薄，而努力引介的西學，也多非其本來面目，至於籠統而欠該詳，這應是那一時代的局限。新史學的高唱，畢竟造成不小的破壞力，然則對史學的建設卻並不多。

新史學運動不論在為文唱導或著作新史書、翻譯國外史學來看，不容諱言地對歷史教學及反省傳統史學產生相當的影響。現代大學的歷史研究專業，學術刊物發行都應運而起，而學術討論的風氣也能持續不斷；如古史辯論、社會史論戰等都是著名的例子。筆者以為西學的傳入對於近代史學的發展有著主導的作用，而至今仍在持續之中。西方史學傳入的百年來，不止是個歷史的過程，也應當注意到中國史學的反應與回響，相關的論著如杜維運、陳啟能、張廣智、于沛、瞿林東、羅志田、林甘泉、李長林、俞旦初、李孝遷等人都有所論述，此處且不多言。筆者在此僅提出幾點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是西學東漸的歷史發展中，初期並未有什麼文史之學，自十九世紀晚期突然廣受有識之士的熱切關懷，應是受到時局的影響。洋務運動的西學暫且不談，而後持續傳入的是政治、社會、經濟等社會科學，屬於人文學的是哲學較受重視，文史之學恐怕是稍後才受到注意，而且其中是以對外國歷史的興趣為主，尚談不到多少史學。換言之，西學傳入是由科技而社會科學、哲學思想，文史之學是較後受到關注的。

其二，史學方面有幾個較早的例子可作參考，一是道光十五年（1835）《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刊載出希臘羅馬時代史家五人，他們是希羅多德、修昔底里、色諾芬、李維、塔西陀。二是光緒五年（1879）郭嵩燾於《倫敦巴黎日記》中，言及希羅多德的古亞述帝國歷史。三是英國傳教士艾約瑟於光緒六年的《萬國公報》中，介紹希羅多德及其《歷史》書，他又有《西學述略》，介紹西方古典史家。其後，嚴復、許守徵都曾介紹希臘、羅馬史家。這些都是簡略地引介古代西方的史家。

其三，西學傳入的歷史性書籍或西方歷史知識較多，但大多是在於歷史知識的吸收，以歷史的興亡作為史鑑的目的，尚不及於史學。

其四，梁啟超引進的史學，前期以由日本轉介為主，後期遊歐後則以歐洲史家為主。他的後期引進西方史學與五四運動時期約略在同一時段，此後引進或翻譯西方史學漸盛，如胡適、何炳松、傅斯年、姚從吾、賀麟、李大釗、林同濟、雷海宗等人。

其五，西方史學傳入之中，漸產生以理論或學派為基礎的史學方法或史觀，如進化論、實驗主義、歷史語言學、馬克思主義等等，也就是社會科學、哲學等進入了史學的研究。從上面簡略的說明，約略可以看出近代史學受到西學的影響以及發展的趨勢。大體來說西學的傳入對中國史學的影響有幾個方面：一是研究的課題與範圍，二是史料的性質與範圍，三是歷史論述編纂方法，四是歷史研究法，五是歷史思想與理論。然而筆者無意說中國傳統史學在這些方面似無用武之地，相反地，傳統史學在這些方面都有其獨到之處，且有豐厚的底蘊，但是需要研讀與發掘，此處暫不多說。

錢賓四先生早在1939年《國史大綱》緒論中指出民國以來史學研究的傳統、革新、科學三派，並對之有所評論，提出寫新通史的主張，要在於文化演進的真相，由舊史中映照複雜難以解決之問題，以為歷史的事態在於政治制度、學術思想、社會經濟三者；治史的方向是求異同來看歷史的變動，由客觀中求實證。同時用了不少篇幅論述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勢與演變，而又以治中國史的要務在於由國家民族內部自身，求取獨特精神的所在。賓四師所說的歷史三事態，都是後來歷史研究的三大領域，其他的觀點也都是由高處的考察及其獨到的思考而來。至於史學研究三派的說法，流衍甚久，迄今論及近代史學者都多少仍要言及。如四十年後余英時先生在《史學評論》發刊詞中所作的反省與展望，除評論史料、史觀派之外，他提出史學方法在於不斷吸收其他有關學科之方法，但並無捷徑可走；要靠努力訓練自己形成切己之法。對於史學工作的方向及意義亦如同賓四師之大意，以疏通歷史、文化意義為要。他又指出西方史學不全歸功於新方法、新觀念，而在於基本功力的長期累積；史學作品不在於論題或性質偏於綜合、分析等，而在於學術的品質。以錢、余二先生為例，約略可以看出現代歷史的研究已有深沈的檢討反思為基礎，又有對前途發展的憧憬及期許。

台灣歷史的研究及史學的發展，既承襲了1949年以前的史學發展之緒，又漸有開新之局，詳略不同的論述已有多種相關論文可供參考，較近的專著如彭明輝《台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論五四時期的史學方法到台灣歷史研究機構、博碩士論文分析、歷史教育、教科書等。由於歷史研究的主要專業在於大學的研究所，而其成果顯現以學位論文較為具體，對台灣現代史學的發展頗具參考的指標性。他以歷史研究所成立較早的五所大學為範例，指出研究的大範圍以中國史佔的73%為最多，台灣史佔的15.9%居次，外國史佔的11.1%居後。而專史的分類上，依序為政治軍事史（20.4%）、社會史（19.8%）、思想文化史（18.5%）、經濟史（11.9%）。若由明清以來到近現代史這一大段的研究而言，則佔了中國史研究近一半的比例。台灣史的研究在近十餘年來漸成為顯學，社會史研究也漸超過了政治軍事史的研究。另外，王晴佳的《台灣史學五十年》，是以台灣史學的傳承、方法與趨向為主的台灣史學發展史，他由史料學派的影響，到科學史學、民族認同為主軸的論述，又特別注意文學及社會學者的議題對史學的影響，書中專論的《思與言》、《食貨》、《新史學》等刊物，是可以作為台灣史學發展的重要刊物，雖然論述所及在對象與取材方面似稍有所偏集，但大體上已對台灣史學反應到現代的情形有所了解，此處就暫不多言。　　從百年前傳統史學的承續及西學的傳入，其間的因革損益既複雜多端，又爭論未止，決非一篇短文所能窺全。西學為新知，舊學未必為陳腐，但陳寅恪說不中不西、不新不舊之學確有其可玩味之處。若要推陳出新，先得辨別何者為陳？哪些是新？是形成新瓶裝舊酒？或是轉為舊瓶裝新酒？甚或是瓶酒皆新？新舊的取捨及搏成不但是過去史學界努力的目標，也應是未來歷史研究精進向前的選項。以歷史研究的博、碩士論文而言，在其專業的領域裡，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出重要的研究成果；良否或人言言殊，但品質應有相當水準。我們取此原則，發印出版，一則使學術能廣為流通至於海內外，一則亦顯示台灣學術研究的「業績」與價值。再者，各論文雖以歷史文化研究為範圍，但仍包羅甚廣；以舊學蘧密、新知深沈為期許，毋寧也是值得參考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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