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世紀初期，匈牙利探險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在英國和英屬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在1900年至1916年之間進行過三次亞洲腹地探險，之後專注於亞歷山大東征路線的調查，旅行於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之間。

依據探險日誌，他在日後完成幾部重要的著作：《古代于闐》(1907)、《西域》(1921)、《亞洲腹地》(1928)、《西域考古圖記》(1933)、《西北印度西南伊朗的考古調查》(1937)、《在古波斯的考古旅行》(1940)。而始作於1933年的《西域考古圖記》一開始預計它是另一本未發表的《古代和闐》的續編，但後來因為陸續增訂內容而獨立出版，並且有各種不同內容、不同年份的版本。

這本《發現藏經洞》是《西域考古圖記》的部份章節抽離出來的譯本，雖說不是斯坦因原著的完整內容，但由於原書是綜合性的著作，內容原本就十分龐雜，所以雖說是抽譯部份章節，但倒也無損於本書的完整性，而且也易於讓讀者在閱讀時聚焦在敦煌這個題目之上，不至於游離焦點。

西元1907年5月21日（第二次亞洲探險），斯坦因重返甘肅省敦煌市。這一天對中國來說是慘烈掠奪的開始，但對於佛教史來說卻是大放光明的一天，深鎖千年的珍貴文物從斯坦因手中流落海外，成為世界文化的重要一環。而事實上他在1907年3月就曾路過敦煌，之後又再度折返，但這次折返敦煌的目的其實並不在調查測繪古代遺址，而在於1900年6月才被意外發現的「藏經洞」（考古學編號為莫高窟第17窟）。

在這裡，他聽說了藏經洞已被發現的消息，並藉由一位當地蔣姓師爺（蔣孝琬）幫助之下，與發現者王道士（王圓籙）取得了聯繫，並且一步步地利用金錢收買與信仰力量與王道士建立友善的關係，最後他將這些珍貴的文獻資料運出中國，成為世界各國博物館的收藏品。

「5 月21日，我重返敦煌石窟，準備將我早已擬好的計畫付諸實施。讓我感到滿意的是，除了王道士之外、他對我的兩個助手以及一個身份卑賤的西藏喇嘛（他不懂漢文，所以對我的計畫不會有什麼危險）以外，整個遺址別無他人，一片荒涼，彷彿是一個被人們忘卻了的地方。王道士等候在那裡歡迎我的到來，在這一年的絕大多數時間裡，他都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孤傲的、終於職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見到生人非常害羞與緊張，但臉上卻不時流露出一絲狡獪、機警的表情，令人難以捉摸。…當我來到最北端的洞窟時，我瞟了一眼藏經洞的入口，那裡就是發現大批藏經的地方，經卷至今還封存在裡面…。」

斯坦因到底從這裡拿走了多少件文物，至今一直是一個謎！而他本人在《發現藏經洞》裡儘管累篇敘述他的「偉大發現」、炫耀自己廣博的文字學知識，但卻又巧妙地絕口不提到底從這裡掠奪了多少件文物？我們只知道他從王道士手上買到230捆文書，這些文書的總數是：「23箱經卷、5大箱仔細包裹好的絹畫」。至於他為何不肯透露這些珍貴的文獻總數，這是因為他回國之後，除了要交給英國政府一定的數量的文物以履行合約之外，還要靠販賣這些強取豪奪的文物以致富！

自從斯坦因之後，藏經洞的文物被外國探險者陸續強取豪奪，先至者花錢買經卷文書，後至者掃其遺存，沒有文書可買時甚至動手剝取壁畫、搬走雕塑。敦煌文物到最後殆無遺存，僅留著空空蕩蕩的石窟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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