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选编了我自2001年至2009年间撰写的主要学术论文。大致的编辑思路是:第一部分经济史六篇论文,其中四篇是关于经济发展三要素——人口、土地、财经的研究和思考;一篇是对于在对立统一、共生互补的中国式“二元经济”格局中,沟通“二元”、连接“传统”“近代”的商人——商帮的考察;最后一篇就学术界对中国式“二元经济”的理论探讨进行了梳理。第二部分社会史十篇论文,前四篇是对国家政权最低一级,也是直接统治或控制基层社会的龙头——县、知县的考察和研究;后四篇从家庭、宗族、乡族考察了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结构;最后两篇,一篇论述了双重统治格局及其演变,一篇考察了进入上层政权的基层社会精英。第三部分只有两篇文章,主要表明我对中国史研究的看法。
学史治史30余年,在清代社会经济史领域,我最终构筑了自己的诠释体系,这便是“双重统治”与“二元经济”。《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选编的论文,应该有助于读者了解我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进一步研究及对中国传统国情的深入理解和认识,应该是很有用的。
作者简介
张研,女,1948年生。1982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4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清史、经济史、社会史。
目录信息
读后感
用户评价
《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这本书,我最喜欢它对清代官僚体系与经济活动的互动分析。作者并没有将官僚体系与经济活动割裂开来,而是深入探讨了它们之间盘根错节的联系。他以捐纳制度、官营手工业以及盐业、矿业等专营行业为例,细致地描绘了官僚阶层如何利用权力来获取经济利益,以及经济活动又如何影响官僚体系的运作。我特别着迷于作者对“捐纳”制度的剖析,他详细介绍了不同等级的官职可以通过捐纳获得,以及这种制度如何改变了清代的官员选拔机制,并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阅读书中引用的官员奏折、财务报告以及一些士绅的日记,我仿佛能感受到官场上的权力交易和利益输送。书中对于官营手工业的论述也十分精彩,作者分析了官营手工业在保障国家财政、提供军事物资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揭示了其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的弊端。我尤其关注书中关于盐业和矿业等重要专营行业,是如何成为清代官僚阶层重要的“肥缺”以及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的。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将这种互动视为一个简单的“官商勾结”的模式,而是深入分析了其中复杂的利益链条、权力博弈以及文化因素。他认为,这种官僚与经济活动的紧密结合,既是清代国家治理模式的体现,也是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本书让我对清代政治与经济的复杂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这本书,我最喜欢它对清代城市商业的描绘。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描述一些著名商号和贸易商品,而是深入挖掘了城市商业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他以北京、南京、广州等几个代表性城市为例,细致地描绘了这些城市的商业布局、市场运作以及商业精英的形成。我特别着迷于作者对“行会”制度的分析,他详细介绍了不同行业商人的组织形式、规章制度以及他们在商品定价、市场准入和行业自律方面的作用。通过阅读书中引用的各种行会章程、会馆碑记和商人日记,我仿佛能听到商人们在会馆里的商讨声,感受到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与合作。书中对于“票号”和“钱庄”等金融机构的论述,也让我对清代金融业有了全新的认识。作者详细介绍了这些金融机构的功能、运作模式以及它们在支持商业发展、汇兑和信贷方面的作用。我尤其惊讶于作者对票号老板们如何通过人脉关系和信用体系来拓展业务的细致描绘。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将城市商业视为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而是将其与清代的政治体制、社会文化以及地理环境紧密联系起来。他分析了政府的商业政策如何影响商业的发展,以及商业的繁荣如何为城市带来了人口增长、文化交流和新的社会阶层。这本书让我明白,清代的城市商业,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场所,更是社会权力、文化传承和经济创新的重要载体。
《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这本书,我当初是抱着一种“了解一下”的心态去看的,没想到里面关于清代北方农业的论述,让我大开眼界。作者不仅仅满足于讲述北方主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变化,而是着重分析了土地制度、灌溉技术以及农民的生产组织形式是如何塑造了不同地区农业的差异。他花了大量篇幅来介绍清代北方地区,特别是华北平原的土地兼并问题。他引用了大量的土地买卖契约、佃契以及一些地方的土地税则,生动地揭示了土地是如何从自耕农手中逐渐流向地主手中,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佃农们的生活状态是如何一步步变得艰难。作者还详细考察了清代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的水利工程。他不仅介绍了黄河的治理历史,还分析了不同时期水利投入的重点和成效,以及这些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稳定性的影响。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通过分析不同地区关于水利捐助和徭役的记录,展现了农民在水利建设中的付出,以及水患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书中对于“团练”和“保甲”等农民互助组织在农业生产和灾害应对中的作用的论述,也十分精彩。作者认为,在国家权力难以有效覆盖的基层,这些地方性的组织发挥了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例如在抗旱、抗洪,甚至在抵御盗匪方面。通过这些细致的描述,我才真正理解了清代北方农民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是如何依靠自身的力量,以及有限的社会网络来维持生存的。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没有回避清代农业的阴暗面,例如土地兼并和贫困问题,但同时也展现了农民的韧性和地方性组织的智慧。
我当初拿到《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这本书,是听说它在探讨清代人口问题,所以一直很好奇。果不其然,书中关于清代人口变动及其对社会经济影响的分析,让我耳目一新。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人口数量的增长,而是深入探究了导致人口增长的深层原因,包括农业技术的进步、新作物的引进(如玉米、番薯)、以及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他引用了大量的户籍资料、地方志和一些学者的人口统计学研究,为我们展现了清代人口从不到两亿增长到四亿多,甚至更多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更吸引我的是,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描绘人口增长的“盛况”,而是着重分析了人口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他详细讨论了人地矛盾的加剧,土地的过度开垦,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文中关于清代一些地区因为人口压力而出现的土地退化、水土流失的描写,让我深感震撼。作者还深入分析了人口增长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例如大家庭的解体、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以及贫困人口的增加。我尤其关注书中关于清代流民问题的讨论,作者通过引用各种官府文书、士绅笔记和民间传说,生动地展现了流民的迁徙、生存困境以及他们对社会稳定造成的潜在威胁。这本书让我明白,人口增长并非总是好事,它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而清代正是这样一个经历着人口剧烈增长及其多重影响的时代。
《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这本书,我最喜欢它对清代对外贸易的考察,特别是那些不为大众所熟知,却又极其重要的贸易领域。作者并没有只关注传统的对外贸易,例如广州十三行,而是深入挖掘了清代与东南亚、日本,甚至一些遥远大陆的秘密贸易和非官方贸易。他以海贸禁令下的走私贸易、华人华侨在海外建立的贸易网络,以及一些沿海地区与外国商人的非正式交往为例,细致地描绘了清代对外贸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特别着迷于作者对“海盗”与“商人”界限模糊的论述,他揭示了在某些时期,一些以武力为后盾的贸易者,是如何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进行活动的。通过阅读书中引用的航海日志、商人书信以及一些西方探险家的记录,我仿佛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海上贸易充满了冒险和机遇。书中对于橡胶、香料、矿产等非传统商品的贸易描写也十分精彩,作者分析了这些商品的来源、贸易路径以及它们对清代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我尤其关注书中关于清代对西方科技和文化的有限引进,以及这种引进是如何通过非官方渠道进行的。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将这种贸易仅仅视为经济活动,而是深入分析了它对清代社会文化、民族认同以及国家政策产生的潜在影响。他认为,尽管清代实行海禁,但对外贸易的冲动和实际行动从未停止,这种张力深刻地塑造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这本书让我对清代对外贸易的认识,不再是单一的视角,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复杂性的世界。
我当初拿到《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这本书,是被它关于清代手工业的篇章所吸引。作者并没有满足于仅仅介绍一些手工业的种类和技艺,而是深入挖掘了这些手工业背后的社会经济逻辑。他以瓷器、纺织、金属冶炼等几个代表性行业为例,细致地描绘了这些手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技术传承方式以及市场销售网络。我特别着迷于作者对“工匠”阶层的研究,他详细介绍了这些手艺人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以及他们与雇主、商人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阅读书中引用的工匠传记、雇佣合同以及一些工匠的口述史料,我仿佛能听到他们在作坊里的敲打声,感受到他们对技艺精益求精的态度。书中对于技术创新的论述也十分精彩,作者并没有将技术进步视为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分析了技术创新如何受到市场需求、原料供应、国家政策以及工匠的个人才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尤其关注书中关于清代一些手工业行业,例如景德镇瓷业,是如何在技术上不断突破,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产品风格的。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将手工业视为一个封闭的经济领域,而是将其与清代的商业、交通以及对外贸易紧密联系起来。他分析了手工业产品的流通渠道,以及这些产品如何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为国家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收入。这本书让我明白,清代的手工业,不仅仅是满足人们日常需求的物质生产,更是社会分工、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时,我对书中关于清代漕运系统的分析,印象尤为深刻。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漕运视为一种运输方式,而是将其置于清代国家财政、粮食安全以及权力运作的宏大叙事之中。他详细梳理了漕运的起源、发展以及在清代的鼎盛与衰落。我特别关注的是,作者如何通过分析漕船的建造、粮船的吨位、河道的疏浚以及沿途的仓储设施等具体内容,来展现漕运系统庞大的规模和复杂的运作。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漕运官员奏折、地方官员的报告、船户的合同以及沿运地区的物价记录,这些一手材料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漕运图景。我仿佛能看到一队队粮船在京杭大运河上缓缓行进,岸边的税官、监工,以及辛苦的船工们,共同构成了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作者深入探讨了漕运制度的经济成本和政治影响。他分析了漕运对沿运地区物价的影响,以及这项制度为北方地区带来的经济活力,同时也揭示了漕运对南方地区造成的负担。书中对于“耗米”、“杂费”以及“私漏”等腐败现象的揭露,也令人警醒。作者认为,漕运制度在保证京师和北方地区的粮食供应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高昂的成本和潜在的腐败,也成为制约清代财政和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这本书让我认识到,一项看似简单的粮食运输,背后却牵涉到复杂的国家治理、经济利益和权力博弈,它不仅仅是物质的流动,更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这本书,我尤其欣赏它对清代海禁政策及其后续影响的精辟分析。作者并没有将海禁视为一项孤立的政策,而是将其置于清代国家安全、对外贸易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互动之中。他详细梳理了清朝历次海禁的起因、实施过程以及政策的松动与收紧。书中引用的海防奏折、贸易禁令以及一些沿海地区商人的活动记录,为我们描绘了海禁政策下沿海居民的生存状态和艰难选择。我特别好奇的是,作者如何通过分析走私贸易、民间海上武装活动以及一些秘密的海外联系,来揭示海禁政策并非完全有效。他详细介绍了当时存在的一些“海上丝绸之路”的变体,以及这些活动如何与官方的贸易禁令相互博弈。更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作者深入探讨了海禁政策对清代社会经济造成的长远影响。他分析了海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错失了海外贸易带来的机遇,同时也导致了沿海地区经济的畸形发展,例如大量渔民转为海盗,或者从事危险的走私活动。书中关于鸦片贸易早期,海禁政策如何成为其滋生的土壤的讨论,也发人深省。这本书让我认识到,一项看似简单的“闭关锁国”政策,背后牵涉到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社会控制以及国际关系等诸多复杂因素,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这本书的名字叫《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我拿到它的时候,还真有点怕它会枯燥乏味,毕竟“史研究”这几个字就足以让人望而却步。但翻开第一页,就被作者流畅的笔触和扎实的考证所吸引。比如,关于清代江南地区丝绸生产的论述,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产量和技术的层面,而是深入探讨了这种生产方式如何与当地的社会结构、家庭分工,甚至士绅阶层的文化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引用的地方志、族谱、契约文书等一手材料,如同带着我穿越回了那个时代,亲眼目睹了桑叶的晾晒、蚕茧的缫丝、丝线的染色,以及这些精美的丝绸如何被运往全国各地,甚至是海外。其中对于“匠户”制度的分析尤为精彩,作者细致地描绘了这些手艺人的生活困境与社会地位,他们既是生产的骨干,却又受到官府的严格管制,甚至要承担沉重的徭役。这种微观的视角,让冰冷的数字和宏大的叙事变得鲜活起来,我仿佛能听到织机运转的声音,感受到丝绸在指尖的滑腻。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没有将这些现象孤立看待,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分析了国家政策、市场波动、自然灾害等因素如何交织影响着这个庞大的丝绸产业。比如,他详细梳理了清朝历次关于丝绸出口的禁令和开放,以及这些政策对江南丝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读到这里,我才明白,原来一项产业的发展,背后牵涉到如此复杂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制度的互动。这本书让我对清代经济的理解,不再是碎片化的知识点,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充满了活力和内在的逻辑。
我拿到《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这本书时,对它关于清代乡村社会结构的论述十分期待。作者并没有满足于简单地描述乡村的地理环境和居民组成,而是深入挖掘了乡村社会背后的权力关系、利益分配以及宗族组织的作用。他以江南、华北、西南等不同地区的乡村为例,细致地描绘了这些乡村社会的不同特征。我特别着迷于作者对“族权”和“乡绅”的研究,他详细介绍了宗族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乡绅在维护地方秩序、调解纠纷、管理公共事务方面的作用。通过阅读书中引用的族谱、村规民约以及一些乡绅的文集,我仿佛能感受到乡村社会中无形的规矩和秩序。书中对于“保甲”制度和“里甲”制度的论述也十分精彩,作者分析了这些制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以及它们如何与宗族权力相互补充或相互制约。我尤其关注书中关于清代乡村社会矛盾的讨论,例如土地纠纷、宗族械斗以及贫富分化等问题,以及这些矛盾如何影响乡村的稳定和发展。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将乡村社会视为一个孤立的经济单位,而是将其与国家权力、市场经济以及外部世界紧密联系起来。他分析了乡村社会如何受到国家政策、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及乡村居民如何应对这些变化。这本书让我明白,清代的乡村社会,不仅仅是农业生产的场所,更是承载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和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
最后一篇对中国史研究若干认识误区的思考里有批评边际效益递减问题,因为其它生产要素是在变动的,所以不适合这个规律。。。。。。想来类似的,货币问题,存在货币化的问题,所以不是单纯的数量论通胀。
最后一篇对中国史研究若干认识误区的思考里有批评边际效益递减问题,因为其它生产要素是在变动的,所以不适合这个规律。。。。。。想来类似的,货币问题,存在货币化的问题,所以不是单纯的数量论通胀。
最后一篇对中国史研究若干认识误区的思考里有批评边际效益递减问题,因为其它生产要素是在变动的,所以不适合这个规律。。。。。。想来类似的,货币问题,存在货币化的问题,所以不是单纯的数量论通胀。
不好看。感觉考证、义理都有些粗疏。
不好看。感觉考证、义理都有些粗疏。